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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现代戏从延安出发
演讲人:陈 彦 时间:5月15日 地点:西安交通大学
2012年05月21日10:38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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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会者合影


  陈彦 一级编剧。中共十七大代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剧协主席,西安交大戏剧学院院长。两度“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两度“文华编剧奖”得主。曾创作《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剧本数十部,两次荣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获多项国家大奖。32集电视连续剧《大树小树》获“飞天奖”。出版有《陈彦剧作选》、《陈彦词作选》、散文随笔集《必须抵达》、《边走边看》、《坚挺的表达》等著作。“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文化部优秀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创始人柯仲平(左)与马健翎
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剧照——全家来到西京城圆梦


  70年前的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参加会议的100多人中,有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但绝大多数为作家、演员、编辑、记者、美术工作者等。毛泽东在5月2日发表“引言”后,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根据讨论意见,毛泽东在5月23日的“结论”讲话中,深刻剖析并阐述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并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等重大问题上,高屋建瓴,指明了前进方向。《讲话》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发展,是一部影响久远的文献。

  其实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已经在他的工作中,开始了与《讲话》精神完全一致的文艺探索实践活动。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戏曲源远流长,自唐代就有可资考证的戏剧活动,可戏曲现代戏的历史尚不足一百年,尽管在延安民众剧团成立之前,也有零星实践活动,但总体戏曲现代戏的开创,当是从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苦苦求索开始,并渐次形成气候的。

  因此,延安是中国戏曲现代戏的始发站。

  毛泽东是“新秦腔”的重要推手

  实在没辙了,柯仲平去找毛主席,主席当即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大洋给了柯仲平。老柯喜出望外地跑回来,从中拿出100大洋,置了服装、道具、汽灯,还买了一头拉戏箱的毛驴。

  转战陕北十三年,毛泽东与秦腔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文艺界的“老延安”们回忆,毛主席1935年到延安后,就慢慢喜欢上了秦腔、陕北民歌和秧歌剧等。这是一个具有艺术天分的领袖人物的修养与性格所决定的。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戏曲专场晚会,演出了秦腔《五典坡》、《二进宫》等剧目,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应邀出席观看,那种人山人海的呼应声,使他备受感动,当时对坐在身边的工会负责人说:“你看,百姓来得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当有新的革命的内容。”工会负责人指了指坐在他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柯,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毛主席当即转身问:“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连连回答:“应该,应该。”毛主席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事后三个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便组建成立了,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团名。

  民众剧团简章上有这么一段文字:定名:民众剧团。宗旨: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力量,提倡正常娱乐。筹备会参加者:王若飞、周扬、齐华、高朗亭、管瑞才、艾思奇……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柯仲平、高敏夫、柳青、马健翎、张季纯、正义等。民众剧团团长由“狂飙诗人”柯仲平担任。

  剧团成立之初,条件异常艰苦,大家住在宝塔山后的一个窑洞里,据柯仲平后来回忆说,“男女仅隔一道布帘,演出连个汽灯都没有,更别说服装道具了。”实在没辙了,柯仲平去找毛主席,主席当即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大洋给了柯仲平。老柯喜出望外地跑回来,从中拿出100大洋,置了服装、道具、汽灯,还买了一头拉戏箱的毛驴,然后,把剩下的200大洋,就装在“围肚子(用羊肚子手巾做的小口袋)”里,两三个月没离身,以至最后“围肚子”成了“虱子窝”。后来贺龙从晋西北回来,柯仲平又去向“贺胡子”“诉苦”,贺龙又拿出了身上的20元法币,再回到前线后,又让刘白羽捎回了一批缴获日军的皮鞋、呢子衣服、钢盔、战刀等,以做演出道具之用。有一次,李富春对柯仲平说:周恩来和博古同志从蒋管区回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参议员,可能有钱。柯仲平就急忙给两人写了信,结果每人给了50法币。剧团就在这些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一天天办得红火起来了。

  很快,剧作家马健翎便创作出了表现抗日题材的方言话剧《国魂》,在抗日军政大学试演时,毛泽东也来观看了,演出后在接见剧组时,他对马健翎说:“你这个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大了。”马健翎很快便将《国魂》改成了秦腔,再演出时,毛主席又来观看了一次,不仅跟观众一起鼓掌、叫好,而且在演出后,还给柯仲平写了一封信,对戏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应该把戏的名字由《国魂》改为《中国魂》”。从此,这部名作,便叫《中国魂》了。

  此前的所谓现代戏,曾经出现过把朱德总司令当“大花脸”装扮,让毛泽东装扮成“红生”(红胡子),让周恩来戴上诸葛亮式的“黑三绺”,摇着“鹅毛扇”。想想“朱总司令”扎一身大靠,挥一条马鞭,出场先威风凛凛地“哇呀呀”喊叫一通,然后拿腔卖调地自报家门:“俺——总司令朱德是也!”那是怎样一种滑稽的场面呀!正是《中国魂》,第一次用时装表现当下生活,这是秦腔戏曲现代戏的真正出发。

  此一发便不可收拾,一批现代戏应运而生。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柯仲平说:“民众剧团每到一地演出后,群众总是恋恋不舍地把剧团送得很远,还送给很多慰劳品。要找我们剧团,你们只要顺着有鸡蛋壳、花生皮、红枣、核桃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毛泽东当时笑了笑诙谐地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这件事后来还写进了《讲话》里。1992年11月7日,林默涵发表于《文艺报》上的《柯仲平与民众剧团》一文说:毛主席在讲话前,“找来了许多位作家交谈,征求大家的意见,可见毛主席的思想、观点,是从群众中来的。经过综合、提炼、形成科学的理论,反过来又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柯仲平同志和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1944年毛主席再次明确提出“新秦腔”的口号,并且在枣园窑洞,会见了当时在延安文艺界享有盛誉的柯仲平、马健翎和抗战剧团负责人杨醉乡。毛主席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你们是苏区文艺先驱,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播到哪里。‘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是大众化的道路,连续创作和演出《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那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是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由于毛泽东对民众剧团的特别关爱,尤其是对“新秦腔”的极力推崇,使民众剧团逐渐成为陕北最重要的一支文化力量,他后来讲话还特别肯定道:“秦腔对革命是有功的。”在八年抗战中,民众剧团走遍边区190多个市镇乡村,演出达1475场,观众260余万人次,尤其是马健翎创作的《血泪仇》,“几乎在整个边区和抗日敌后根据地,形成了一个‘为王仁厚(剧中遭日寇践踏者)报仇’的运动。”

  戏曲现代戏的拓荒人柯仲平和马健翎

  马健翎的创作实践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戏曲必须走大众化的路子,既要反对庸俗,更要反对一味的雅化。

  柯仲平是新中国第一届作家协会副主席,那一届主席是茅盾,副主席只有丁玲和他两人。他因有一脸大胡子,而被毛泽东称为“美髯公”,人称“柯老”。

  “柯老”1902年出生于云南省广南县。十八岁时,创作了第一首自由诗《白马与宝剑》。他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与勉励”,在文化工作训练班学习后,当选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副主任,1938年7月,任民众剧团团长。

  据“老民众”回忆,当时有人问他,为啥三十几岁,就又是蓄胡子,又是拄拐棍的,他笑笑说:“工作需要么。别人是倚老卖老,我和马健翎是倚小卖老。民众剧团都是年轻娃娃,在老乡们眼里,青年人嘴上没毛,说话不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不乔装打扮,老百姓就不放心同你打交道。我拿着这根棍,不管老乡是男是女,一见长着胡子拄着棍的,就知道你是老年人,就会让你进他家的门。这样,你不就与他拉上话了吗?”而他们的许多“新秦腔”创作,也正是这样“与老乡拉家常拉出来的”。

  柯仲平在民众剧团成立之始,拟定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至今读来,仍有启示意义。当时的延安,有许多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地方走来,有相当多不同见解。毛泽东希望以文艺形式“团结人民,打击敌人”,而一些“留洋”回来的文艺家,对此是不屑一顾的。“柯老”在“宣言”中说:“有些文人是厌恶旧形式的,他们只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其实是离开我们中国大众太远了,他们也没有好好研究一下在我们大众里生长着的艺术。又有一部分文人是只一味崇拜中国旧东西的,这类守旧派,他们简直不愿往前进一步……我们相信,我们不但能学会利用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且也能学会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并且同时能学会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不过在利用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在今天,我们第一必须利用的却是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尤其是要利用大众中有根源的活文化遗产。在艺术上,利用旧形式,就是利用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重温这些话语,就发现我们今天说来说去,争得脸红脖子粗的事,其实并没有多少新观点、新玩意。民众剧团,正是在这个“宣言”的导引下,才在整个抗战实践中,始终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改造“老戏”、“旧戏”,演出反映当下生活的现代戏,使民众“趋之若鹜”。

  “柯老”把民众剧团带到1942年后,交给了剧作家马健翎,他自己任边区地方艺术学校校长去了。

  关于剧作家马健翎,曹禺先生1987年说过这样一句话:“马健翎在秦腔改革上是有贡献的,成绩不可磨灭,真了不起!”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戏剧家田汉来陕西,专程拜访了解放后执意不去北京而要留在陕西搞秦腔的“高干”马健翎。那时他住在关中农村一个叫常宁宫的地方,离西安有三十几里地。为熟悉生活,他特地在那里买了三孔旧窑洞,其中一间还住着一户老农民。离此仅几里地,作家柳青后来也长住在那里写他的《创业史》。田汉来到这里,见脚下河水潺湲,远处终南山隐约浮现,四周村落鸡犬相闻,便说:“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生活的海洋啊,能在这窝窝里生活,真是很幸福。创作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难怪你的作品好。”马健翎笑着说:“咱这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嘛,我就爱在这农村,和群众一起混。”田汉说:“你这才混出名堂来了,你马健翎不枉活一辈子人了!你的戏很多,我没几个,看了《游西湖》、《赵氏孤儿》,就知道你的功力,大手笔,曹禺说过你,有胆识,很恢宏,激动人心。你是艺术大师,戏曲界,我们的老师、大师。”马健翎瞪大双眼笑笑说:“我能有这么贵重?这是你主席(田汉时任中国剧协主席)的捧喝,我是一个兵,你领导的兵啊。”

  马健翎对于今人来讲,可能有些陌生,但一提起他的诸多戏剧作品,人们当会感受到他的分量,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现代戏《中国魂》、《穷人恨》、《血泪仇》、《十二把镰刀》等就出自他的手笔,而至今仍是多家剧团经典保留剧目的《赵氏孤儿》、《窦娥冤》、《游西湖》等传统戏,也都是经过他悉心修改,才久演不衰的。有人说马健翎的戏剧成就,重在对诸多传统历史剧的重新打造和整理改编,而其现代戏由于趋时随世,时过境迁,已成明日黄花。而我以为恰恰是对现代戏的开创性贡献,才奠定了马健翎作为戏剧大家的不朽地位。马健翎创造的现代戏,一开始就注重对生活的真实模仿与提炼升华,不仅具有生活的原汤感,并且注重“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美学把握,在中国现代戏曲史上,怎么强调马健翎的功绩和地位都是不过分的。

  马健翎1907年生于陕北米脂的一个飘着书香的贫民家庭。米脂这个出产美人的地方,当时商业活动特别发达,演艺市场火爆,各类戏班一月数次光顾。他在学生时代就演“宣传进步主张”的文明戏,当教师后,又利用课堂阵地和寒暑假外出从事进步活动,险些遭国民党逮捕。无奈之下,逃往北京,一边在北大选修哲学,一边广泛涉猎戏曲精粹,不仅反复亲睹了梅兰芳等艺术大师的精彩表演,而且对其他剧种的特色、形态也一一熟知起来。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四处流浪”的马健翎回到陕北,先是在延安师范当校长,领导学生组建了“乡土剧团”,他们的演出好戏连台,观者如潮。“入伙”民众剧团后,他从一个民间“戏剧爱好者”,日渐走上“戏剧大家”之路。

  著名作家丁玲、文艺批评家周扬和许多老一代文艺家,都曾撰文评介过马健翎的文艺创作功绩,有学者甚至这样肯定马健翎延安时期的创作:“如果有人问,谁的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的生活,我们的回答首先是马健翎。”无论是在生活视野还是历史视野上,马健翎都对边区生活与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斗争画卷,以及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提供了最鲜活的文化记忆。他的《中国魂》、《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一条路》、《好男儿》、《查路条》、《穷人恨》、《保卫和平》等剧的成功演出,不仅鼓舞了抗日士气,对旧的统治也起到了摧枯拉朽的作用,连美国朋友斯诺都几次对毛泽东讲:“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武器了。”因此,他被边区政府授予“人民群众的艺术家”称号。

  马健翎的创作实践所留下的最宝贵经验是:戏曲必须走大众化的路子,既要反对庸俗,更要反对一味的雅化。这也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健翎每次创作完稿后,先要拿去给炊事员们念,如果这些人听不懂或者不喜欢,他就会反复修改,直到他们点头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健翎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来自于他对民族戏曲本质的谙熟与圆通,如果只是寻求在剧坛上的怪叫一声,从而招徕一阵热炒,混个圈内“脸儿熟”,恐怕他的创作与改编实践,早就随着他上个世纪60年代的含冤去世而灰飞烟灭了。然而,他创作和改编的几十部戏,至今仍在大西北和更大范围内传唱着,我想,这对于58岁便在“社教运动”中含冤去世的“马老”来讲,已是最大的人生告慰了。

  现代戏有能力在当下生活中发出有价值的声音

  戏曲创作更应以一种成熟心态,远离时尚,远离猎奇,远离怪叫,真正把心思用到关护人的真实内心上去。

  七十多年过去了,戏曲现代戏如雨后春笋在中华大地上遍露头角。由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整体移师西安后成立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始终继承“民众传统”,七十余年编创大小现代戏二百余本,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好评。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演出的现代戏《梁秋燕》,三年演出千余场,关中大地至今甚至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不看《梁秋燕》,枉在世上转。”在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戏曲剧团还创作演出了沪剧《罗汉钱》、吕剧《李二嫂改嫁》、评剧《刘巧儿》,豫剧《小二黑结婚》、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等一大批优秀作品。尤其是由著名剧作家杨兰春创作的现代戏《朝阳沟》,更是把全国人民都带进了豫剧的学习吟唱中。与此同时,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现代戏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如沪剧《芦荡火种》(后改名《沙家浜》)、京剧《自有后来人》(后改名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粤剧《山乡风云》等,虽然其中几部,后来在“文革”中被卷入了“样板戏”的“垄断经营”,但“样板戏”对于戏曲现代戏的“程式”创新以及诸多表现样式的探索,仍是值得研究保护的文化遗产,因为那毕竟是一大批中国优秀艺术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倒洗澡水不应连孩子一起倒掉”的箴言,我以为也同样适宜于对“样板戏”的理性态度。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戏曲现代戏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进入艺术审美层面的优秀作品,如川剧《四姑娘》、《变脸》、《死水微澜》、《金子》,花鼓戏《六斤县长》、《八品官》,评剧《风流寡妇》,京剧《骆驼祥子》、《华子良》,吕剧《苦菜花》,秦腔《西安事变》和表现当下小人物的《西京故事》等。现代戏作品中,以歌颂好人好事、英模人物和当地盛世清明的不在少数,这其中确有从生活、从人性、从人的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进行艺术再创造的精品力作,但也有一些仍未摆脱“活报剧”与“配合宣传”的模式,这也是现代戏屡遭诟病的重要原因。这些内容不是不能写,但不能“一窝蜂”,更不能急功近利,如此,非但打不开人的心灵,凿不开精神光亮的天窗,还难免要跌入速朽的窠臼。

  现代戏的立戏之本就是题材的现代性与现实性,在它发轫之初,就是以能够直面现实而存在的。当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苦苦摸索与实践后,现在困惑戏剧人的其实仍是两大主题:一是形式,二是内容。从形式上讲,戏曲现代戏仍处于“成家立业”阶段,还没有完全形成一种独特审美品格。当话剧和歌剧、舞剧甚至影视都在向传统戏曲学习时,戏曲也在大量向这些艺术门类借鉴,这可能是一种有益的融合,也可能是一种危险的“靠色”甚至“堕落”。如何继续开拓、厚植戏曲现代戏的本体表现形式和手段,当是业内亟须破解的重大课题。但真正卡住现代戏曲咽喉的,仍是内容质地与当代观众心灵诉求的吻合能力。

  如果不能为社会所接纳,我们创作的意义又是什么?毛泽东倡导“新秦腔”运动初衷在于斯,“柯老”、“马老”和民众剧团的苦苦实践的意义也在于斯。“民众精神”应该是文艺家永远追寻的一种精神,无论什么时代,什么背景,文艺都应该是照亮和温暖普通民众心灵的烛火,是唤起他们为生存权利和享有幸福而抗争的精神引信,如果文艺仅为小众和娱乐而存在,那么它将变得没有生命力。民族戏曲数百年的历史证明,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一定是持守正道、向上向善,并特别照耀弱势生命的。戏曲这种草根艺术,从骨子里就应流淌为弱势生命呐喊的血液,如果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忘记了为弱势群体发言,那就是丢弃了它的创造本质和生命本质。戏曲创作更应以一种成熟心态,远离时尚,远离猎奇,远离怪叫,真正把心思用到关护人的真实内心上去,把心思用到钻探生活的原浆上去。当下生活,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在13亿生命奔小康的路上,有多少焦灼的心灵值得我们去关护和抚摸啊,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戏大有可为。现代戏应该发出有价值的声音,也有能力在当下生活中发出有价值的声音。

  今天,我们回首民众剧团的生命旅程,回顾毛泽东倡导的“新秦腔”运动,以及由此开拓出的民族戏曲现代戏的艺术实践,重温《讲话》精神,越发感到“人民性”、“大众化”、“民族化”以及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等理论的深刻、博大与持久管用。于喧嚣中,我们当力戒浮躁肤浅,真正深入到人民大众中去,深刻探讨社会问题,关注大众精神生态,从而让现代戏在我们越来越现代化的生活中立足更稳,并取得一份更有价值的收获。
(责任编辑:秦华、陈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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