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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十六大、十七大以来,中共形成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新理念,将党内民主提到新的地位和水平。九项重大举措也相应出台,如制定条例保障党员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形成基层支部直选制度并逐步扩大差额选举制度,减少副书记职数,加强对一把手的民主监督等。
  我们的党章、我们的宪法,如今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完全落实。未来,我们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党内民主进程,避免出现大的波折。这不仅关系到党的生命,还与这个国家的前途、老百姓的命运息息相关。[详细]

干部考核机制面临重大变革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历证明,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充分调动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通常认为,我们的上、下级政府及其官员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同级的不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之间则形成了一种晋升竞争关系。这种政府治理模式的核心特点有二:一是对上级负责;二是经济优先。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这一模式对各级官员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弊端也日益凸显。由于对干部的遴选和考评权主要集中于“上级”手中,而考评、擢升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指标——有人称之为“唯GDP论”,这就使得各级党政官员普遍重视经济增长、项目投资、城市建设等有形的“政绩”,而轻视甚至罔顾民生事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等事关民众福祉却不太容易出“政绩”的领域,造成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详细]
以转变作风推进科学发展
为什么要强调“群众公认”原则
推进党务公开要抓好五个关键环节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课题
樊纲:扩大内需关键在于解决收入结构失调

  面对全球经济调整,我们要加紧从体制上解决消费基金过少的问题。现在,我们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保护主义抬头,美国由于金融危机、金融结构的调整,储蓄率可能会上升,消费需求可能有所下降。过了危机期,长期来看,它的储蓄率能提高两个百分点就不错了。但毕竟2个百分点的变化,也意味着我国消费品出口的很大变化,对我们的市场也是个大的冲击。而面对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解决我们的最重要的结构失调,即我们的消费率太低,储蓄率太高的问题,GDP当中51%是储蓄,35%是居民消费,这是不可持续的、极度扭曲的结构。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就是要从体制到政策,真正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方面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进一步把资金流量的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我们储蓄率高,消费率低,不是因为居民大幅度提高了储蓄,居民储蓄率过去10年、15年,一直是27%到30%左右,消费率70%左右,是相当稳定的。我国国民储蓄的大幅度增长,主要是企业部门储蓄的增长,而这后面的问题显然是收入结构的问题,储蓄那么高是因为企业未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提高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这是根本的问题。我当然不否定如果我们的社保等等一些方面有所改变的话,居民储蓄率还可以进一步降低,但是根本要改变大的收入结构失调,这是制度问题,不是号召或刺激消费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财税体制问题。[详细]
中国金融业如何与“狼”共舞
“地王”频出 警惕楼市泡沫重现
郑新立:三个转变助中国经济先于美国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经济形势

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要有创新

  要理性看待群体性事件,给公民更多的诉求渠道、方式和空间。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正常现象,是公民利益诉求不畅的结果,党和政府要以平常的心态处理,不能采取简单化方式,上纲上线,应该理性对待群体性事件。其实,群体性事件不是个新问题,只是现在受媒介发达的影响和社会开明的推动,报道较多,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群体性事件是近期的产物。党和政府只有以理性的心态对待群体性事件,才能更好地处理相关矛盾,并找到事件背后的制度原因。
  要创新公民利益诉求的方式。乙类事件中,公民以“散步”、“购物”、“喝茶”和“集体休息”等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我们应该让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也可以通过“散步”、“喝茶”、“集体购物”等理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在上面两类群体性事件比较中,笔者发现在大中城市,公民素质较高,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较强,参与和表达利益的方式也较理性,党和政府要主动创新公民利益诉求的方式,让公民在体制、法律的框架内表达诉求,尽可能减少公民利益诉求的“非理性”和暴力。[详细]
防控甲流将是一场持久战
高考试卷阅后不公开能不能改改
金融危机引发社保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下大气力推进返乡农民工的就业与创业
新中国政党制度:历史与国情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其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一显著特征体现在文化上就是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的理念。中国大陆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就不是多元的,而是一元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各自一致的指导思想。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大陆各政党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合作关系。
  在当今世界林林总总的政党制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深植于坚实的民族优秀文化的沃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相得益彰的价值理念,展示出合作、参与、协商、包容、和谐的文化精神,体现出人类社会固有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精神,不仅具有根本不同于其它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而且充分适应了利益多元时代下的和谐社会建构的要求。[详细]
“网络问政”亟须突破“信任关”
防止“官出数字”,先防“数字出官”
突出“两型”社会特色 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党的坚强领导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大政治优势
蔡武:守住中华民族的根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杰出创造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文明标志与精神支柱。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珍贵资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深入挖掘、充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凝聚的深刻内涵,将其融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有益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涵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进行认真梳理,有益于弘扬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促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传播形式,有益于增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
  立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工作起步相对较晚,近几年我国地方立法进展较快,云南、贵州等8个省区通过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从1998年开始,文化部会同全国人大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进行立法调研。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已列入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通过对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并走向层层深入的发展阶段。[详细]
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别让历史遗存变成干瘪的躯壳
什么因素制约了我国文化消费增长
民族文化多样性源于生态环境的多样性

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党内领导干部的个性的

  人们常说许世友是一位传奇人物。所谓传奇,除他的经历外,还包括他的个性。对许的个性,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曾几次谈到。1967年9月16日,在杭州对杨成武等人说:他们要打倒许世友。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1971年8月31日,在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谈话时,毛泽东问了南京军区领导成员的构成情况后,又对许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再次当面对许世友讲: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也是少文。三次所谈,均涉及许世友的个性,诸如行事有魄力,但犯错误也很果断;能打仗,但缺少些文气;大致不能算是很全面,所以需要有好的“宰相”帮助。其中“犯错误也很果断”之语,或许是指“文革”初期许世友和意图打倒他的人硬碰硬对着干的做法。今天看来,这未必是错误,在毛泽东当时看来,即使有这样的错误,也要保他,至于是否是中规中矩的全面性人才,就更不是问题了。[详细]
孙轶青同志二三事
《永乐大典》失传之谜
老同志记忆中的邓拓同志
赤壁之战,实际是疾疫打败了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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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