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死刑制度改革,决不能一蹴而就。针对当前中国各类非暴力经济犯罪的不同特点,分步实施限制适用和取消死刑。
8月28日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因为首次审议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而备受公众关注。这一修正案堪称1997年中国刑法修订以来对刑法的“大修”,其核心内容,就是拟议取消13个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如果修正案最终得以通过,意味着中国的死刑罪名将从现行规定的68个骤减至55个。
仅从刑法对死刑的减少幅度和积极态势来看,这次修正案显然体现了中国刑事立法政策的重大进步,其根源则是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改善的社会背景。众所周知,自从2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倡导废除死刑以来,全球社会对死刑的反人道、非理性和负面作用有了诸多共识,迄今为止,已有113个国家和地区明确废除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但在死刑问题上,中国基于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和近几十年来强调刑罚的报复作用以及其他一些复杂因素,不少人持“重刑主义”思想,特别是迷信死刑的作用,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的范围还比较广。尤其是,中国还是全世界对非暴力经济犯罪施行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所谓非暴力经济犯罪,是指犯罪人不以暴力为手段,而是以诸如偷盗、贪污、诈骗和其他非暴力违法手段侵犯财产或者社会经济秩序的犯罪。在大多数法律学者和决策者看来,死刑作为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的最严厉刑罚手段,只应当适用于那些具有高度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且犯下严重暴力罪行的罪犯。基于上述理念,中国近年来对刑事立法政策进行了检讨,尤其是1997年修改刑法时取消普通盗窃罪的死刑成了光辉的典范。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取消不仅没有导致盗窃罪的增加,甚至这些年盗窃罪的比率逐年下降。
通过多年的理论准备、实践探索和充分调研,国家终于出台了这次修正案草案。其中取消13个非暴力经济犯罪死刑的拟议,虽然符合法治发展的方向和人权保障的历史潮流,但在一些媒体引导下,民间舆论发生了偏差,很多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很快就取消包括贪污贿赂犯罪在内的全部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有人甚至因此质疑这样的改革是“对贪官的纵容”。对于民间的如此误解和担忧,国家立法机关和有关决策者应当理性看待。首先从情绪上看,由于当前腐败盛行,加之人们对死刑的迷信作用,很难一时半会接受取消贪污贿赂罪的死刑规定；其次,一个国家的死刑制度改革,决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应当经历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其中最理性的策略,就是要稳步推进、分步实施。
先哲孟子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其意是指,任何社会的规则、法律,都应当深深植根于民意,才能获得真正强大的生命力和执行力。对于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制度改革,从大方向上来看的确应当去死刑化,但从方法来说,必须要注意四点:
首先,立法机关在修正有关法律前,应当尽可能听取民意,并就相关问题向民众广泛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比如,让更多的中国民众了解死刑的非理性一面及其局限性,打消人们对减少、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顾虑,并让人们意识到死刑的限制适用乃至最终的废除,不仅不会纵容和鼓励犯罪,而且有助于推进中国的人权保护。
其次,针对当前中国各类非暴力经济犯罪的不同特点,分步实施限制适用和取消死刑。先要对那些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单一的犯罪取消死刑,再考虑那些危害较为复杂的犯罪,最终废除全部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
第三,对于贪污贿赂这类特殊犯罪,在取消死刑之前,一是要努力营造公正的司法环境,让贪官罪罚相当,杜绝贪官成为“特权罪犯”；二是要依据人的生理规律延长有期徒刑期限并建立真正的终身监禁制度,让人们不至于误会取消死刑就是对贪官的纵容。
第四,修改法律时,立法机关要注意避免闭门造车的工作方式,尽可能开门立法,公开草案,引导人们理性讨论,使法律的改革和完善真正基于民意而不是基于官意或者单纯的学者意图。
（作者系北京青年评论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