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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还原史上的真实鲁迅 |
| ——我的鲁迅研究五十年 |
| 朱正 |
| 2010年07月26日09:04 来源：《北京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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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以一本失败之作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摸索了几十年，才逐渐走上正轨。如果说也有什么经验值得贡献给后来的同行，我想只有一点，就是我胆大。
一、“一想起来就深觉惭愧”的《鲁迅传略》
1949年长沙解放以后，我参加了工作，到新湖南报当编辑，并开始做写作鲁迅传的准备。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肃反对象，行动自由被剥夺，叫我“反省”。我没有什么反革命罪行要“反省”的，就凭记忆中的材料来构想鲁迅传的具体写法了。1956年初，开批斗会、写交代材料这类活动已经停了下来，虽然还不允许外出，但在报社大门之内可以自由活动了。我就利用这一半的自由动手写书。一个半月，写了十万字的书稿。这年是鲁迅逝世的二十周年，安排了规模很大的纪念活动，重要项目之一是出版新的有注释的《鲁迅全集》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我这部书稿正好碰上了这个机遇，1956年12月我的第一本书《鲁迅传略》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写这书的时候，我对学术工作的规范一无所知。在后记里我坦率地说：没有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论点是我的创见。本书完全是一本人云亦云，绝无自己见解的书。我对主流导向亦步亦趋达到何种程度，这里可以举一小例。
鲁迅晚年同胡风关系甚深。对于这两人的关系，我说的是：“正在这时候，暗藏在左联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利用革命文艺界工作中的缺点钻空子进行破坏活动。胡风老早就是一个极端敌视共产党和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了，1933年前后，他隐瞒了自己的反革命的罪恶历史，混进了左联。于是就不断地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和当时几乎所有的人一样，鲁迅没有能够看出胡风的本相，一时被他蒙蔽了，以致对一些革命作家多少产生了一些误解。”虽说这些也并不是我的“创见”，是根据《人民日报》刊登的连篇累牍的把胡风妖魔化的材料。却不曾想这些材料说的是真实的吗?我是在自己被列为肃反对象的时候写这书的，从亲身经历中，我深知诬人小组(官文书写作五人小组)对我的立案，揭发，检举，批判，定案，全都是血口喷人的诬枉之词，为什么就不能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去想想，而轻信那些“揭露”胡风的文字呢?恐怕正是这种紧跟的态度，适应了当时宣传需要，这部书稿才会被选用并且很快出版。
周作人、陈独秀、胡适的书，我都没有看过，这些书当时也是在半封禁状态中，即使我想要买来看也无处买。没有看这些人的书，却动手去写鲁迅传，现在看来真是件不可想像的事情。我认真读了并且作为范本的，只有一本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斯大林传略》，说是人物传记，其实倒不如说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缩编，这不过是一本个人崇拜的宣传品。我那时却把它看作典范之作，从书名到格式，到写法，都学它。这就是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我的起点。我的起点就是这样的低。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这本书：粗疏肤浅，一想起来就深觉惭愧。但是我不想作太多的自责。这粗疏肤浅，岂不正好是反映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么。
二、“正”许广平之“误”
划为右派分子后，1958年4月我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有些难友订阅了《新观察》半月刊，1959年的某一期开始连载许广平新著《鲁迅回忆录》。我怀着很高的期望来读许广平的这部新著，以她和鲁迅的亲密关系，书中当会提供一些外人无从知道的材料。可是，书中写的，许多与事实不符，最令人反感的是有意的曲说。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一概加以政治化，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和解释。例如，1932年鲁迅到北平去是探视母亲的病，却被说成是为了前往苏联访问，并且把他在北平的这半个月写得惊险万状。事实上，鲁迅自己就说，当时北平的政治空气比上海还好些。又如，鲁迅整理出版瞿秋白的遗文，仅编印好两卷译文集《海上述林》就去世了，没来得及编印瞿秋白的著作集，这件事在她的书中却被说成是有意不编印这一部分，认为这表明鲁迅对共产党的尊重。事实上，鲁迅在编印《海上述林》的时候，已在着手进行编印瞿秋白的著作集的准备了。鲁迅为收集材料而写的一张借书单现在保存下来了，成为许广平此说不实的铁证。
1962年冬天，我解除劳动教养回到长沙家中。这时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的单行本已经出版。单行本对它在《新观察》上发表时的错误多没有改正。我想，她这本书必将作为鲁迅研究的权威资料流传，应该帮助它消除这些误说，于是我就把我发现的问题逐一加以考证，把这部书稿中已经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寄给冯雪峰先生，向他请教。他在1976年1月5日给了我一封三页的长信，对书稿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冯先生写这信之后二十六天，即与世长辞。当我遵照他的指教作了修改之后，已经不能得到他再次的指教了。1979年我把这些文章，加上还没有来得及寄给他看的几篇，辑成《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不限于纠正许广平的误记，对于陆万美、陈沂等人回忆文章中的失实之处也都有所考证。出版之后，颇受到研究鲁迅的同行注意。这以后写作鲁迅传记的作者，大都接受了我考证的结论，而不引用那些失实的材料。
三、给“红皮本”提意见
1975年10月间，周海婴请胡乔木转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批示国家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准备在1981年鲁迅百岁诞辰出版的这部全集，将鲁迅著作的各个单行本分给一些高等学校中文系，再吸收当地一些工农兵参加，组成各书的注释组，先出“征求意见本”。每本都是绛红色封面，就被业内人士简称为“红皮本”。1980年，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我给“红皮书”提了一些意见，有一些被采纳了。例如著名的《自嘲》这首诗，在书赠柳亚子的条幅上，原写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几句。红皮本的注文是这样的：偷得半联。鲁迅那天赴宴时，郁达夫曾开玩笑说：“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鲁迅即用头天所想到的“横眉”一联回答他。郁达夫打趣道：“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没有脱?”鲁迅说：“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所以“偷得半联”当指这诗的首句。针对这条注文，我提的意见是这样的：这虽然说得栩栩如生，看来是一种创作，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实有其事。其实这“偷得半联”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记得《人民日报》曾发表郭沫若的一篇短文，引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中某人的一联诗：“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鲁迅用了“甘为孺子牛”五字。所谓“偷得”者盖指袭用他人成句。即使郁达夫说了“华盖运”等等，并非诗句，亦不能算是偷得的。我的这条意见被采纳了，注释中引用洪亮吉的《北江诗话》来说明“偷得半联”的出典，删去了原注中引用的妄人妄说。
四、改写《鲁迅传略》
在借调参加《鲁迅全集》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同鲁迅有交往的作家，像叶圣陶、楼适夷、聂绀弩、丁玲等人，也看到一些原先没有看到过的资料。越来越感到《鲁迅传略》没有写好。借调任务完结，回到长沙，就着手修订这书。之前，我已经做了《鲁迅回忆录正误》，对于弄清楚鲁迅生平事迹很下了一点工夫，可以说作了给这一次改写最充足的准备。这书于1982年9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名虽说还是《鲁迅传略》，每章不用标题的体例也没有改动，其实是重新改写过的，字数也从原来的十万字增加到了二十万字。比起1956年那一本，1982年的这一本增加的内容，大体上说有这样一些：
1、写了传主的私生活。同朱安的婚姻，同许广平的爱情。2、关于左联的成立。新本明确指出：是根据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的决策成立的。3、关于柔石之死。新版引用罗章龙的回忆录，说明柔石等人是在参加一个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党内会议的时候被捕的，是一场党内斗争的牺牲者。4、传主在左联内部的实际地位。旧本只说了他是左联的领导者、左联的灵魂、是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统帅。而实际上，他在左联内部所受到的“摆布”却无一字提及。
五、近年的三本书
一是《重读鲁迅》(2006年，东方出版社)，是以我现在的认识，重新评论了鲁迅的一些诗文。在“后记”里，我谈到了自己研究视角的变化。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请邵燕祥兄同意将他写的《重读鲁迅的“费厄泼赖”论》和《重读<肥皂>》编入本书。
二是《鲁迅的一世纪》(2007年1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是我有关鲁迅的单篇文章的选辑。其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一篇也许值得一看。另外，《鲁迅交往中的右派分子》一文，既可以算是我研究鲁迅的作品，也可以算是我研究反右史的作品。我把鲁迅的生平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来叙述，更具体些说，是放在中共党史这个背景前面来叙述。在这书的自序中，我说：我希望现在写的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它比起我原先写的各本，进步是很明显的。这进步首先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只说书中所用的资料，许多都是近年才出现的。再就是学术界的空气，意识形态的色彩有所淡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所增加。而我的主观条件也可以说有了一些改善，在这些年里，又多读了一点书，增加了一些阅历，对鲁迅的一生事迹，自以为大体弄清楚了。
三是《鲁迅传》一书，像严家炎兄的评语说：“它集中运用了最近二十多年国内外发现的不少有关鲁迅的新的资料，纠正了此前学界一些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说法，体现了作者平时治学上的刻苦积累。”这当然都是过奖，令我产生文章知己之感的是，陈丹青先生的评语和刘序都指出了本书的不足，陈先生说，“鲁迅晚年与周围诸人诸事的是非与纠葛，眼下暂且只能说到这一步。”刘序也说，鲁迅“那么深地介入政治和左翼营垒，是幸还是不幸”。可以说这本书反映的是我此刻的认识水平，也反映了此刻所允许达到的水平吧。
(作者单位：湖南美术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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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赵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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