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不少“气度”文章，有说梁实秋气度的，有说胡适之气度的，有说叶公超气度的，大致都与鲁迅有关。例如，1934年，梁实秋在《现代文学论》中论及“散文的艺术”时，将鲁迅列为“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能写优美的散文的”五人之一，这是体现梁实秋气度的；例如，胡适曾在鲁迅去世之后秉公执言：“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这是体现胡适之气度的；又如，叶公超曾写长文对鲁迅的文学成就予以肯定，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连胡适也忍不住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这是体现叶公超气度的。

　　他们都很有气度，那么，鲁迅呢，他的气度呢？

　　我想起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的一段话：“《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我以为这段话能够体现鲁迅的气度，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价值。

　　凌叔华的小说大致都发表于《现代评论》。那个时候，陈西滢与凌叔华正在热恋之中。有文章批评凌叔华有抄袭行为。陈西滢怀疑是鲁迅之所为，弄出一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学术公案。陈氏说：“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此处说的“可怜的学生”就是凌叔华。

　　鲁迅为他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已在1935年3月。其时，凌叔华早已是陈西滢的太太，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也有了中译本，因陈西滢以及凌叔华的原因而背了近十年黑锅的“抄袭案”已经水落石出。然而，鲁迅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不忘收入凌叔华的作品，并在序言中肯定凌叔华小说的“好”处，也给发表凌叔华小说的《现代评论》予以客观评述，绝无他与“现代评论”派论战时那种尖锐与凌厉。

　　我于是想起《论语·宪问》中的一段话。有人问孔夫子：“用恩德来报答怨恨怎么样？”孔夫子说：“那么，又用什么来报答恩德呢？只能用正直来报答怨恨，用恩德来报答恩德。”我想，从所谓“抄袭案”看鲁迅的气度，似乎用得上这段话。

　　鲁迅没有“以德报怨”。他曾说过：“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了我的私仇。”他并没有忘了这被诬陷的“私仇”，被人打了左面颊而反将右面颊也凑上去不是鲁迅的作派。但这“私仇”的“报”法，只是洗刷了自己的冤屈。

　　鲁迅没有以怨报怨，就像陈西滢在这一事件中所做的那样，因为怀疑鲁迅写文章说他的恋人“抄袭”而捕风捉影地诬陷鲁迅抄袭，也没有借着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权力，轻而易举地公报私仇——这其实很简单，他只要对《现代评论》发表的小说，尤其是凌叔华的小说视而不见就足够了。

　　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做，他是凭自己的良知来选编小说并予以公正评述的，就像孔夫子所说的那样“以直报怨”。

　　这就是鲁迅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