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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纲:谁的上海?
——近代上海社会的主体性问题
2010年04月16日08:51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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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1930年代,上海形成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融合了西方侨民利益和文化的现代城市自治体制。确实,西侨依然在“工部局”里保持多数董事,但是在人口数、销售额、总产值、存款量和不动产等方面,已经渐渐失去统治权。站在1930年代,面对“谁的上海”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华人为主体

  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社会经历了好几次重大转折,每次都突如其来,出人意料,极富戏剧性。循着这些纷乱的轨迹去观察,可以看到近代上海的情况非常复杂,并不像传统意识形态描述的那样,用一个“半殖民地”就能够定义的。常言道:旧上海“十里洋场”,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用意识形态演绎起来,好像上海就真的只是“洋人当道,华人受气”的局面。其实,情况远远不是如此简单。“殖民地”,只是外滩、南京路透露出来的表面现象。相反,另外一些流行的老话,如“华洋杂居”、“中外竞争”、“万国博览”,更能表现近代上海社会多元复合的特征。开埠以后的上海,洋人越来越难维持特权,华人越来越强势,这是一百年里的大趋势。总之,近代上海的社会性质非常复杂,如果要问“谁的上海?”,或问“租界”时期,谁是这个世界大都会的主人?这个问题,大可以重新探究。

  1843年11月14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用英文发布第一号告示,宣布上海开埠,随后划定了英租界,供外侨租住。开埠,标志着上海从一个本土城市,进入到全球城市之列。但是,“租界”之“北市”并没有马上就成为上海的主体,行政、港口、贸易、产业、娱乐的中心,仍在老城厢的“南市”。由于“华洋分居”政策的隔离,直至1853年,上海“华界”人口达544,413人,而“租界”外侨人数只区区500人(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0页)。无论从直观感受,还是从统计数字来看,开埠初期的上海,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从事中外交流的本土城市。

  1853年,上海闽、粤籍商人以“小刀会”名义起事,占据“南市”老城;随后,“太平天国”运动横扫江南。南中国的动乱,导致了清朝的失控,大量华人难民非法涌入外侨租赁的“租界”,“夷夏大防”的局面,一下子被冲破,“华洋分居”成了“华洋杂居”。此后,由英、美侨民开辟的“公共租界”,法国侨民开辟的“法租界”,住满了来自上海和江南的华人。按一位美国侨民的说法,“上海的租界,作为一个白人社区,只存在了十年多一点。”(Ernest O.Hauser,Shanghai:City for Sale,
the Chinese American Publishing Company,Shanghai,P.53)1855年的“公共租界”,外侨243人,华洋总人口则达到20,243人,华人占了压倒多数。1942年,上海外侨人口达到峰值,合“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界洋人”数量为150,931人,可是上海全境总人口数却增加到3,919,779人,华人占96.15%。

  “租界”年代,上海是最多外国侨民居住的城市,外侨的国籍、职业、人数非常庞杂。英、美、法、葡、德、奥、俄、犹太、印度、日本、朝鲜、越南……单就侨民国籍之广泛而言,恐怕超过了伦敦、巴黎,这确实是上海非常“国际化”的一面。加上1843年开埠初期清政府授予租界的“治外法权”,人们据此就认为上海是个“殖民地”。但是,数据表明:上海一直是一个华人占压倒优势的本土城市,即使在“租界”,人口主体也是华人。初来乍到的人,在感受上海的“国际化”之后,马上就会意识到:华人太强了!这里仍然是个“中国城市”。1904年,一位德国教授在东亚考察,比较香港、广州和上海后,他说:“在广州,我看的是几乎未被触动过的中世纪的中国;在香港,是被中国化渗透的英国殖民地;在上海,我们拥有的是一个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的欧洲贸易和工业城市,他是通过欧洲各国的共同努力,才发育成长为一个具有特色的,自由的共同体。”(见王维江、吕澍辑译:《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30页。)广州是传统城市;香港是殖民地;上海则是“中国人自己的”,中西交融的现代大都市。这位德国教授的感受,是有根据的。

  外侨“治外法权”问题

  搁置租界的人口主体是华人不论,即使从法律地位上来说,上海的“公共租界”(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和“法租界”(French Concession),也不是香港那样的“殖民地”(colony)。Settlement、Concession和Colony,在法律上有明晰的区分。Settlement,学界一直翻译为“居留地”,有“居民区”的意思;Concession,有权利“让渡”的意思,但让渡者并不因此丧失主权,仍保持法律主体的地位。只有Colony,才是主权割让,与母国脱离。在此意义上,香港有英国总督来治理,是殖民地;上海的租界,实行自治管理,不是殖民地。

  历史上,上海常常是被当作一个“殖民地”来描述的,这里有语词混淆的原因,很多人直接把settlement译成“殖民地”。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租界”政治中,确实有一种被批评为“丧权辱国”的“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外国人利用从清政府手中获得的“治外法权”,实行垄断管理,比如,早期“公共租界”政府“工部局”的董事中,没有华人代表,尽管华人的人口、财产、营业和纳税额占据了大多数。还比如,在清政府不能提供界内安全,不能实施现代法制管理的情况下,租界发展了一整套公安、法律、税收、市政、教育、医疗、社团管理制度,和中国内地传统制度迥异,被批评为“国中之国”(□tat de l'□tat)。在这个时候,中外人士多有指责上海“租界”,是外侨掌控的“殖民地”,似乎上海的主人,就是这些西方裔工部局寡头们。

  事实上,“国中之国”只是一个传说,它从未得到中外政府的认可。“治外法权”的法律基础,来自《上海租地章程》(1845)第十二条:“洋泾浜北首界址内租地租屋洋商应会商修建木石桥梁,保持道路清洁,树立路灯,设立灭火机,植树护路,挖沟排水,雇佣更夫。领事官经各租主请求,召集会议,公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费用。”外侨的特权,从市政自治权利发展而来,逐渐发展为“道路与码头委员会”、“工部局”、“公董局”等自治机构。但是,《租地章程》相当于“地方自治法”,绝不是国家政权性质的“宪法”。对于租界政权的“僭越”行为,中国政府从不认可,英、美、法国的公使、领事也从不支持。试举一例:1862年,上海道台为筹措军费,抵御太平军来犯,欲在租界华人中征税。英国领事麦华佗倾向于抗税,但英国公使布鲁斯则认为租界是中国领土,清政府有征税权。次年4月,争议由英国首相罗素伯爵裁决,谓:“英租界之为中国领土,毫无疑义,决不能因华人居住英国租界,即准其豁免纳税之义务。”(见顾维钧:《外人在华之地位》,外交部图书发行处,1925年,第191页。)在一百年的历史上,“租界”交涉有关主权的时候,英、美、法国的领事、公使,基本上都对“工部局”、“公董局”做了限制,以维持历次条约中议定的租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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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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