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因为此，我们才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保险制度把这些“风云”和“灾祸”给化解掉。社会保险立法就是要通过建立一系列稳定的制度来解决劳动者的风险。
郑功成一直很忙。2009年12月26日上午10点已过,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的最后一次分组审议已经结束,郑功成还在和另一位常委会委员讨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话题。
过去20多年间,郑功成一直在从事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他的治学经历,恰与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历程重合。他既是这场变革的见证者、研究者,也是推动者。
“请过来坐吧!”送走那位委员,郑功成笑着和记者打招呼。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这位社保领域的权威专家气定神闲,侃侃而谈。
“建立劳动保险制度是为解决劳动者后顾之忧”
记者:社会保险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重大民生课题。为了破解这项重大课题,中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郑功成: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是高度重视的,早在1951年就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又进行了修订。现在看来,这个条例也是一部很好的法律。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我们能建立劳动保险制度,表明中国党和政府是在主动解决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增进劳动者的福利。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探索。中间有一些曲折,但依然不能否认,党和政府在制度的建设方面作出了各种努力。
记者: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哪些经验?
郑功成:首先,经济发展是制度变革的重要前提。如果经济不景气、人民收入减少的话,社会保险改革会很困难。这个经验具有普遍性。
第二,试点先行,渐进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的改革路径。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在政策不成熟的情况下全面推开,那会后患无穷,所以我们通常选择个别地方进行试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方案。但是,试点期过长也会出现问题,各地的创新把制度肢解了,造成了制度碎片化的现象。
第三,全面改革,单项突破。我国的社会保险乃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是整个制度的重塑,这在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史上无疑是伟大的改革实践。我们因为选择从单项突破入手,再全面推进,便使这一制度得以在有序渐进的过程中实现革新。
第四,政府要有必要的投入,分担制度改革的成本,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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