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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道路:模式的突破
赵可金
2009年11月11日08:52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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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中国从一个置身国际体系之外的旁观者和疏离者逐步成长为一个当今世界新兴大国的60年。6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实现根本调整,中国的国际角色实现明显变更,中国的对外战略思维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越来越形成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大国崛起的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在全球化时代积极与世界互动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相统一的道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和重大的时代意义。尤其是在过去的30年内,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和谐互动,实现了中国发展与全球发展的交响,走了一条不挑战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和平发展道路,以创造性的实践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自主性道路。它打破了现代化只有西方道路的一元论,赋予发展模式以多样化和丰富性的内涵。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告诉世界: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通过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途径,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因此,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也是对传统资本主义道路的突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外部实现形式。

  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

  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是对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道路的突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等国家遭遇了挫折,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遇到了挫折,从根本上与独立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斯大林模式”密切相关。斯大林模式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俄国特殊条件下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在体制上实行全盘集体化,建立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不惜一切代价加强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防力量。此种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国家将自己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开来,独立建设社会主义,为世界革命奠定基础。尽管此种模式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但也存在着体制僵化、资源约束和活力不足的深刻缺陷。此种模式的发展空间是有限的,一旦可利用的资源达到极限,弊端便会暴露,越是小国,问题暴露得越早,比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感受到这一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在发达国家同时取得胜利,那种“地域的、封闭的共产主义”只能导致愚昧、迷信和专制。斯大林模式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开放性的基本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本身的失败,而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

  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复兴,而且越来越具有生命力,关键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天地得以进一步打开,充分利用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战略机遇,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其实,这里牵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深有感触地说道:“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列宁曾经作过概括,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很明显,列宁的意思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嫁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母体之上,并学会从资本主义肌体上获得营养,来促进社会主义因素从襁褓中慢慢发育成熟,瓜熟蒂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实践,显然与列宁的思路是吻合的。

  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作为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接在一起,坚持走开放的和平发展道路,通过开放谋求合作,通过合作促进发展,在共同利益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唯有如此,落后国家才能具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支点,才能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因此,在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中壮大中国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向世界开放中获取“资本主义肌体”的营养,在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合作共处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这就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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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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