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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兼修 把握低碳经济主动权 |
| ——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政策实验室主任唐方方 |
| 曹英 张琴琴 |
| 2009年11月10日11:11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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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国家政策实验室主任唐方方教授近年来以气候变化、贸易壁垒、碳税及排放权交易机制为重点研究方向，对低碳经济问题有着系统思考，且已在山西进行了实地调研。日前，这位曾师从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经济时报：自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纷纷采取行动发展新能源，不少专家称新能源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有人认为继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的新一轮经济革命已经到来，您认为低碳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
唐方方：现在是发展低碳经济最好的时机。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国经济出现问题，整个市场结构在萎缩，传统的高耗能产品在萎缩。世界经济萎靡的时候，正好是练内功的时候。加上气候变化、碳税等因素，发展低碳经济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在强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现在不调整，过两年也得被逼调整，所以必须抓住主动权。
发展低碳经济、科学减排是大势所趋，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当下，中国应从对内、对外两个层面，针对低碳经济出台相关的若干重大政策与制度安排，包括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区域适应性问题、中国参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原则和立场问题、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新规则与贸易壁垒的影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问题；对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定价、市场组织形式、市场演化与市场结构、交易机制等诸多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与评估，以应对低碳标准下的国际市场规则演变。
中国国情决定了不可能照搬外国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因此要针对中国具体国情，深入研究如何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突破口进行产业升级与重构，提升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对于具备开发大型减排项目的中西部省市而言，如何制定政策鼓励当地发展低碳经济，获得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对于减少贫困人口、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也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时报：数据显示，我国在２００９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由此在气候变化谈判方面面临着很大压力。您认为该如何去应对？
唐方方：在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中，中国一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这一原则框架下，需要构建具体谈判标准与细节，包括谈判步骤、时间表的设计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子原则设计。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一方面，衡量的是温室气体的历史责任问题，另一方面，这一原则下暗含的“现实”责任也不容忽视。因此，发达国家历史排放的现实换算，应该征得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同意。目前，《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减排的基点是１９９０年的排放标准，那么也应该制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基点，这一基点应该是工业化结束后讨论的问题。中国参与国际谈判的一个基本立场至少应是在相当长时间内（工业化结束后）保持作为卖方的地位。
人均排放指标也应该纳入到国际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计算体系中。单位ＧＤＰ下的能耗标准并没有尊重个体应该享有平等的环境权利这一原则，也不符合发达国家一贯的民主、人权主张。主张“人权”至上的国家没有道理不尊重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要求，也应该成为中国进行国际谈判的一个原则立场。
中国经济时时报：最近，美国的“碳税”计划引人关注。舆论称这是以环境名义实施的贸易壁垒。
唐方方：低碳经济、温室气体减排是新的国际游戏规则，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既要有我们的原则、立场，又要积极地去面对。我们现在需要认真考虑的是：这个新的游戏规则会在哪些方面、何种程度上影响中国？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积极应对并尽可能影响国际规则还应该是一项持续的工作。要特别重视低碳标准形成后对中国出口可能造成的影响。要重新审视国际温室气体减排后面可能出现的新的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影响。
而应对这一发展趋势，中国应内外兼修。对内，在确保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探讨并切实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运作模式。对外，在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中坚持我们的立场和原则，争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同时，对国际温室气体减排市场进行深入动态的跟踪，及时了解动向，积极准备应对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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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秦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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