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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转型的五大保障——兼论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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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士英 |
| 2009年10月10日09:04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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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摆脱过度的外向依赖并实现向消费转型的自我平衡，既是世界经济危机的被动选择，更应是主动的战略调整。为此，政府需抓住时机、创造条件、积极稳步地推进各项改革，加快这一事关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转变。
实现消费的稳步增长是一项系统、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共同配合才能顺利实现。个人以为，持续提高全民消费水平，以下五点是必不可少的，即：国家适当放权让利、持续提高国民收入、系统改善社会保障、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物价适度上涨，其中持续增加国民收入是未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政策。
国家适当放权让利
现阶段改革的大背景是什么？在国家、企业和居民间造成的初次分配体制不合理，致使“国富民不强”，因此国民消费水平也严重落后。以2007年为例，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4%，比发达国家低了30个百分点，也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比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的52%低了约17个百分点。还是2007年，GDP增长11%，财政收入却增长了30%。也有数据(陈志武教授的研究)表明，包括土地和国有企业在内，约3/4的资产性财富集中在国家手中，只有1/4在民间。
政府和国企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资源，他们或是长期积累、或是持续扩大再生产，导致巨大的社会财富在所谓的上层长期空转，像一家从不分红也从不注重改善员工福利的上市公司，害苦了辛苦劳作的企业职工和一样拥有所有权但没有支配权的中小股东。为此，民营中小企业虽有发展但始终遭受融资和政策歧视，可谓举步维艰、自生自灭；大众福利改善速度也因此一直远远落后于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水平。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全民消费的缓慢增长。如果说这是前30年谋求快速稳定发展所不可回避的结果，那么目前，尤其是危机前后，国企规模、外汇储备、财政收入与支出等都达到了超常规的历史最高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财富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严重失衡到了不能不变革的时候。
究其根源，就是过于强调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过于强调了国家、企业和政府，却严重忽视了劳动者个人及民生问题。盲目地追求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牺牲了多数民众的利益，造就了少数人的特权和暴富，这在减轻政府负担的同时，却弱化了社会公正和民生主旨，导致如今公平问题正在损害效率的现实。
所以说，经济要转型，社会先转型；所以说，转型必须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国家的放权让利是经济转型的首要保障。
这里的放权有两层主要含义：一是从“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这就需要简政放权、大幅压缩目前庞大的政府开支，政府应放手让市场自行调节，包括现在看似非常难解的“结构性调整”。二是加快“国退民进”，逐步减少非必要的国有经济成分，坚决削弱国有垄断，打破高度垄断行业的民营禁入，消除明里暗里的竞争壁垒。
国家让利的含义主要是减税，但还不仅仅是减税，还包括更为鲜明地区分公权与私权，在诸多领域“不与民争利”，也包括政府逐渐减少对社会财富资源的掌握和垄断，努力做到“还富于民”。就税费负担而言，我国企业的税费负担率约为31%，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一直偏重。2007年GDP总值25万亿元，而政府全部收入为9万亿元，占36.8%，排名世界第三位。2008年我国年度财政收入超过了6万亿元，是10年前的六倍多。
放权让利的同时，政府完全可以加大目前偏低的负债水平，以政府信用承担未来责任，为当代民众谋求应有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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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赵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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