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資本與市場

　　編者按：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需要學界深化對當前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回應現實問題既是經濟哲學研究的靈魂，又是經濟哲學研究的使命所在。為此，我們特別約請國內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研究的學者圍繞馬克思對資本范疇本質的揭示、社會主義的資本與市場主題展開研討，以饗讀者。

　　如何正確認識資本范疇，正成為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探討的理論課題。在這些探討中，中國學界面臨的一大理論難題，就是如何說明資本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資本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所用？社會主義能不能克服資本的負面效應而發揮資本的正面效應？事實上，關於這些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進行過探討，只是人們很少從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及其產生的內在必然性角度加以理解。因此，聯系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探索史，重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對於我們厘清資本與社會主義關系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建立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理性自覺具有重大意義。

　　貨幣與資本

　　資本與社會主義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按照目前流行的觀點，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社會主義可以利用資本，但必須加以批判，要在批判的立場上借鑒資本的積極因素。這一觀點的基本點是，資本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它隻為資本主義所有，社會主義是不能擁有資本的，更不能將資本引入社會主義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社會主義隻能利用資本，並且是批判地利用。這一觀點表面上看似正確，但在理論上卻與馬克思對資本的說明有一定的差距，這個差距直接影響到我們對資本的科學認識，以及對當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諸多理論問題的准確把握，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溫馬克思對資本的說明。

　　在馬克思那裡，資本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首先，資本有自然形成的資本與現代資本之分：自然形成的資本是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形式，這種資本的特點是以實物為計算單位，並且同它的佔有者的勞動是聯系在一起的，因而它總是維持著簡單再生產，馬克思將其稱之為“等級資本”﹔現代資本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出現的，它是一種擴大再生產的生產形式，亦是現代的交換經濟形式。這種經濟形式的形成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以貨幣計算”資本。馬克思認為，以貨幣計算，“資本體現為哪一種物品都一樣”，這是資本與勞動分離的前提，因而也是現代資本的邏輯起點。第二，市場，尤其是世界市場，是現代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馬克思強調：“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16世紀揭示了資本的現代生活史。”第三，資本的佔有權與勞動相分離，這是現代資本的顯著特征。在馬克思看來，這三個條件，從內在的發展看，是價值形式從最初的、偶然的物物交換轉變為經常性的、必然的一般價值的交換，並將用於一般價值交換的等價物固定在貨幣這種等價物的邏輯進程﹔從外在的發展看，是商品交換的不斷發達、世界市場形成的歷史產物。於是，貨幣和世界市場就成為現代資本運動的兩個必要的條件，也是現代資本的標志。馬克思考察現代資本產生的這三個條件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為藍本的，他也以這三個條件來剖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特點。但是，在馬克思那裡，共產主義社會，是比資本主義更高形態的現代社會，是揚棄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缺陷的社會。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缺陷，就是它的私有制允許它放任市場，從而造成了每隔十年或二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機，也造成了社會的不公正和人的異化﹔社會主義經濟是消滅私有制，把現代資本置於社會主義的國家權力之下，進行有計劃的調節生產。在《資本論》中，他在考察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時指出，對資本主義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佔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這裡所說的“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就是建立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為基礎的社會所有制，具體地說，就是“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

　　從馬克思對資本的歷史性考察中，不難看出，資本這個概念，在馬克思那裡，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資本，特指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形式，而且主要是用於說明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的本質，在這裡，剩余價值的實現、世界市場、危機等，構成了資本運動的核心內容﹔廣義的資本，是指人類再生產所需要的資金，這是無論哪一種社會形態中，隻要進行再生產，都必須具備的前提條件。在廣義資本的概念中，馬克思將資本區分為前現代的和現代的兩種形式，進而在現代資本中，把共產主義的資本作為揚棄了資本主義的資本缺陷的生產形式。這一思想無疑為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創造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認識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這個方法論的啟示最重要的有兩點：其一，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隻能以現代資本的發展為基礎，在現代資本的框架下構造自己的經濟形式﹔其二，貨幣、市場應該成為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兩個必要的要素。自20世紀初開始，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探討主要圍繞著這兩點展開，其中，市場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成了焦點。

　　市場與社會主義

　　十月革命的勝利、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為創造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奠定了實踐基礎。從這時開始，蘇俄曾經創造過兩種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一種是列寧率先提出，並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實施的新經濟政策﹔一種是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末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兩種社會主義經濟形式都強調無產階級國家在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活動中的主導作用，也都採用了貨幣計算的資本，可以說，在這兩點上，這兩種經濟形式都踐行了馬克思有關建立共產主義資本的原則，但在如何看待市場、是否將市場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調節機制上，卻持不同的態度：新經濟政策是列寧根據俄國十月革命后的歷史狀況制定的一種特殊的過渡形式的經濟形式。列寧將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概括為：“第一，無產階級國家准許小生產者有貿易自由﹔第二，對於大資本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國家採用資本主義經濟學中叫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系列原則。”這兩點表明，列寧對市場是持肯定態度的，並力圖借助市場來激活社會主義經濟，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僅如此，列寧認為，建立自由貿易，拓寬流通渠道，對於在宗法式經濟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俄國來說，還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戰勝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培育現代民主意識。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的確給新生的蘇維埃國家帶來了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繁榮，只是這項政策被當作過渡形式的經濟形式未能持續下去，因此，它的最終效果也無法確定。代之而起的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卻對市場採取了完全否定的做法，把生產資料的分配、產品價格的定價、生產的投資、消費品的分配等各個環節都納入了中央政府的計劃之中，變成了中央相關部門指令。這樣一種經濟體制使蘇聯成功地規避了20世紀30年代因世界市場動蕩所造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嚴重的經濟危機，帶來了蘇聯經濟的高速增長，從而向世界展示了計劃在配置經濟資源中的積極意義。但是，從現代資本運動的規律看，一個長期缺乏市場調節的經濟體制，很難維持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正是這樣，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經過長時間的運作后，就產生了供需關系的不協調，出現了短缺經濟現象，蘇聯的經濟發展速度也隨之變緩。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蘇聯，也出現在追隨蘇聯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於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市場與社會主義關系問題，力圖將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建立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這一過程表明，社會主義經濟作為現代資本的一種運行方式，有著自身的規律，人們對社會主義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就是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

　　與世界上各社會主義國家一樣，中國也經歷了一個探索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形式的過程。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在模仿蘇聯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時，就開始思考市場對於社會主義資本運行的積極意義。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分析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三者之間的辯証關系，強調農業和輕工業是重工業生產的資金來源和消費市場，中國要保持重工業的高速發展，就必須要在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三者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關系。隻不過，在社會主義等於計劃經濟這個觀念下，中國把這個市場的規模以及它的發展速度一並納入了國家統一計劃之中，使其喪失了市場進行經濟資源配置的功能。這就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逐漸失去了活力，從而在20世紀70年代遇到了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的經濟發展瓶頸問題。於是，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學術界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指導下重溫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理論，探討市場與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與此同時，國家也率先在農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在宏觀計劃的框架下，引入市場機制，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使之服務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這樣一種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在事業單位和大型國有企業得以推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開始駛入快車道。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人們越來越感受到了資本的存在。其實，沒有市場，資本也實實在在地存在著，資本是一種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沒有這種客觀存在，我們是不可能進行生產和生活的。因此，我們今天討論資本的問題，不應該是要不要資本的問題，不應該是否定資本存在的問題，而應該是需要什麼樣的資本的問題。解答這一問題，就需要研究市場與資本的關系，研究在今天的中國，如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建立公平正義的經濟機制，進而保証政治上的公平正義，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作者：何 萍，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