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邏輯與目標取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面向未來，我們要把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快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近日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全面深刻地闡述了需要正確認識和把握的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進一步強調要“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是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培育競爭新優勢的行動指南，我們應當深入學習領會。

從國內循環到國際循環的理論邏輯

一個國家經濟要保持持續健康發展，首先是國內經濟循環必須暢通。關於國內循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以產業資本為對象作過精辟分析，並提出了產業資本循環的總公式：G—W…P…W’—G’。根據此總公式，馬克思把資本循環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購買生產資料與勞動力，即貨幣轉化為商品（G—W）。馬克思說，“這是貨幣資本轉化為生產資本的一個具有特征性質的因素”﹔

第二階段，將購買的生產要素投入生產，並生產出高於所投入生產要素價值的新商品（W…P…W’）﹔

第三階段，商品再轉化為貨幣，資本實現增值（W’—G’）。馬克思指出，這一階段“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馬克思分析的雖然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但所揭示的卻是產業資本運動的一般規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追求最大化利潤，資本都必須依次通過以上三個階段，變換三種形式，實現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的有機統一。馬克思還特別指出，一個國家國內資本循環要順利進行，關鍵是要完成商品到貨幣的驚險跳躍，否則產品過剩，再生產就將難以為繼。

縱觀人類經濟發展史，完全印証了馬克思的分析。18世紀中葉第一次工業革命后，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就開始大規模對外輸出商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趨勢與勞動人民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導致資本家不能在國內市場實現商品到貨幣的驚險跳躍，所以不得不尋找國外市場。再往前追溯，盛行於16世紀至18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思潮，主張政府“獎出限入”，其目的也是向海外輸出商品，轉移國內過剩。

1929年至1933年，西方世界發生了經濟大蕭條，為化解生產過剩危機，凱恩斯1936年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提出總供求平衡的條件是“儲蓄等於投資”。意思是說，當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時，政府可以採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需求，讓儲蓄轉化為投資。應該說，凱恩斯理論曾為戰后西方國家創造了20年的經濟繁榮。可是到了上世紀70年代，這些國家卻紛紛陷入“滯脹”，凱恩斯理論不攻自破，受到了眾多的指責與批評。

為挽救凱恩斯理論，凱恩斯的追隨者將視野從國內市場轉向國外市場。我們知道，凱恩斯本人只是研究國內企業、居民、政府三個部門間的內循環，可由於政府刺激需求仍不能徹底解決過剩問題，於是他的追隨者將“國外部門”引入凱恩斯的分析框架，指出當一國商品出現過剩時，可通過擴大出口化解過剩。如此一來，凱恩斯的理論體系就從國內循環變成了國際循環。目前流行的所謂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也是由此而來。

凱恩斯追隨者提出的“三駕馬車說”，無疑是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國際市場轉移過剩提供了理論支撐。二戰后，美國因戰爭期間大規模發展工業，導致制造業產能嚴重過剩。從1947年起，美國啟動實施“馬歇爾計劃”，以對外援助的名義向歐洲各國大量輸出工業品。在此期間，美國通過大規模出口不僅成功地消化了國內過剩，而且大大加速了經濟增長。時至今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不斷制造貿易摩擦，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對外轉嫁國內危機。

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目標取向

以上分析表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其動機是為了轉移國內生產過剩，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為何要擴大開放？顯然，我國擴大對外開放並不是為了轉移過剩。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尚處於經濟短缺狀態，並不存在生產過剩問題。我們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是為了合作共贏，共同分享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給人類社會創造的福祉與紅利。

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擴大開放有深刻闡述。他在2018年11月5日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指出：“追求幸福生活是各國人民共同願望。人類社會要持續進步，各國就應該堅持要開放不要封閉，要合作不要對抗，要共贏不要獨佔。”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他又指出：“從歷史的長鏡頭來看，中國發展是屬於全人類進步的偉大事業。中國將張開雙臂，為各國提供更多市場機遇、投資機遇、增長機遇，實現共同發展。”

國際分工和貿易可以增進人類福祉,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早就証明過。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兩個國家若按絕對優勢分工，通過交換可以雙贏。他用下面簡單的理論模型作過分析：假如英國和葡萄牙生產10尺毛呢與一桶葡萄酒，英國的單位成本分別是100小時與120小時﹔而葡萄牙的單位成本分別是120小時與100小時。兩相比較，英國的絕對優勢是生產毛呢，葡萄牙的絕對優勢是生產葡萄酒。若兩國按絕對優勢分工然后彼此交換，雙方皆可節省20小時成本。

對斯密的分工理論，后來李嘉圖又作了拓展。李嘉圖問：假定10尺毛呢可換1桶葡萄酒，英國生產10尺毛呢需100小時，釀造1桶葡萄酒需120小時﹔而葡萄牙生產同量的毛呢與葡萄酒分別隻需90小時、80小時。這樣葡萄牙在兩種產品生產上都佔絕對優勢，英國皆處於劣勢。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與葡萄牙是否應該分工呢？李嘉圖的結論是，一個國家與他國比雖無絕對優勢，但也可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

對上面這個結論，李嘉圖的解釋是，若葡萄牙專門生產葡萄酒，就能用80小時生產的葡萄酒，換取自己用90小時才能生產的毛呢，可節約成本10小時﹔若英國專門生產毛呢，則可用100小時生產的毛呢，換取自己用120小時才能生產的葡萄酒，可節約成本20小時。可見，當一個國家不具有絕對優勢時，也應參與國際分工。

請讀者注意，李嘉圖所講的比較優勢，是指一個國家自己與自己比的優勢。既然是自己與自己比，這種優勢當然總會存在。而由此推出的經濟學含義是，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隻要按照各自比較優勢分工，皆可分享國際分工所帶來的收益。也正因如此，亞當·斯密曾經講：“如果其他國家提供的某種商品比我們自己生產更便宜，那麼與其我們自己生產它，還不如輸出我們最擅長生產的商品，去跟外國交換。”

中國對外開放的實踐表明，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確實可以提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45億元，上升到2019年的近百萬億元﹔2010年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9年底外匯儲備達到31079億美元，資產規模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已連續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為帶動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選擇

前面我們分析說，一個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循環可以分享國際分工的紅利，但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即國際貿易要自由。若國際貿易不自由，即便兩個國家有自己的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也不會形成分工。這就提醒我們，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重挫全球貿易、外部環境復雜多變的情況下，必須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時，要繼續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目前我國已經具備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的基礎條件。從生產供給看，我國具有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供應體系，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從消費需求看，我國有14億多人口，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規模居全球第一。

不過從全球產業鏈看，我國目前尚處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中低端位置，一些關鍵核心技術產品仍高度依賴進口，如高端數控機床、芯片、光刻機、操作系統、醫療器械、發動機、高端傳感器等，存在“卡脖子”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特別是在當前特殊形勢下，我國企業不僅難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產品，而且連以前能夠引進的也變得困難重重，甚至出現了“斷供”。

基於這種現實，當務之急是要加快推動我國產業向全球產業鏈的高端延伸，進入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營銷服務等高端環節，不斷提升產業競爭力，重新構建並主導全球創新鏈。為此，一方面，要加大財政投入，強化基礎研究，集中力量補短板﹔另一方面，要通過完善體制機制，加大對關鍵核心技術的科研攻關，化解“卡脖子”技術問題。同時要建立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以科創板為龍頭激活全流程創新鏈條，為突破“卡脖子”技術、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產業化注入資本動能。

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必須堅持以消費需求帶動投資需求。投資只是中間需求，消費才是最終需求，若消費需求不足，擴投資隻會形成產能過剩或產品庫存。從結構均衡看，以消費牽引投資，最大好處是供給可以更好滿足需求，避免結構失衡。與此同時，擴大投資應堅持用下游投資帶動上游投資。比如，鋼鐵業是制造業的上游產業，制造業則是鋼鐵業的下游產業，增加制造業投資，無疑可擴大鋼鐵業的投資需求。

在擴大開放方面，我們應把握三個原則：第一個原則，積極進口國外的絕對優勢產品。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博鰲亞洲論壇上指出，我國應“努力增加人民群眾需求比較集中的特色優勢產品進口”。這裡的特色優勢產品，就是其他國家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擴大進口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可以充分利用他國的優勢，降低國內消費成本，提升人民福祉。同時，通過擴大絕對優勢產品進口，替代和淘汰國內落后產能，有利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個原則，擴大出口我國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對一個國家來說，對他國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也是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由此看，要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我國應優先出口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貿易對象主要是歐美國家，可相對於歐美國家，我國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並不多，而且近年來歐美國家紛紛設立各種技術壁壘，我國紡織品、服裝等具有絕對優勢產品的出口也受到了限制。面對越來越多的出口限制，我們必須盡快調整出口方向。

第三個原則，將我國比較優勢產品變為絕對優勢產品出口。事實上，一國的絕對優勢總是相對的，我國某些產品對歐美國家並不具有絕對優勢，可對有些發展中國家卻具有絕對優勢。因此在出口國的選擇上，我們不能局限於歐美市場，而應根據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選擇出口對象，應重點依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動加強經貿合作，變比較優勢為絕對優勢，積極開拓新的國際市場。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原副校長（副院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