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

8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再次強調：“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如何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繁榮國內經濟，暢通國際國內大循環，為我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並帶動世界經濟復蘇，既是我國宏觀領域面臨的重要課題，也是微觀領域每個市場主體必須面對的發展環境和歷史背景。

何為國內國際“雙循環”？

《辭海》對“循環”一詞的解釋是，“往復回旋，指事物周而復始地運動或變化”，通俗地講，就是事物或物質在一個閉環當中，周而復始地運動。理解“循環”的含義，最直觀地可以從生物學上的“血液循環”來認識。血液在心泵的作用下循著一定方向，在心臟和血管系統中周而復始地流動，這個循環包括體循環和肺循環，並互相連接，構成完整的循環系統。“經濟循環”也是同樣的道理。

什麼是國內大循環——

經濟學上一般將國內循環的主體分為三部分——家庭（居民或消費者）、企業和政府——家庭（居民或消費者）是要素市場的供給方，也是產品市場的需求方﹔企業既是要素市場的需求方，也是產品市場的供給方﹔而政府通過征收稅收和購買產品等經濟行為，參與國民經濟大循環。

國內大循環，主要包括兩大循環：即商品和要素循環、資金循環。其中，商品和要素循環又稱實物循環，主要有兩條具體途徑：其一，企業將商品生產出來以后，通過產品市場交換，賣給家庭或者消費者。消費者獲得商品之后，進行消費，然后通過要素市場出售自己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進入企業參與勞動。家庭或消費者通過在企業從事生產工作生產出產品，這些產品再通過商品市場出售給家庭或消費者，由此形成周而復始的商品和要素循環﹔其二，企業將商品生產出來以后，通過產品市場交換，賣給了政府。政府通過購買消費品或投資品等途徑，將企業生產的商品進行消費或投資，同時政府以稅收等收入支付這些消費品或投資品。企業拿到這些收入之后，進行再生產，從而形成周而復始的商品和要素循環。

資金循環的路徑為，企業通過股權或債權獲得啟動資金之后，也就是擁有資本金以后，從要素市場購買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開始組織生產。這個過程，企業要將資本金以工資的形式支付給家庭或勞動者，勞動者就獲得了工資報酬。勞動者獲得這些收入之后，他要通過商品市場購買商品和勞務，而這些商品和勞務是由企業生產的。因此，當勞動者購買商品和勞務之后，這些資金又回到了企業手中。當然，這些資金可能已經實現了增值。企業家將這些收入再去購買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再進行組織生產。這樣就形成了資金的循環往復。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商品和要素循環、資金循環這兩大循環，實際上可以概括為“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四個環節，正是通過這四個環節，實現了一個經濟體內部的大循環，從而確保國民經濟順利運行。

什麼是國內國際雙循環——

無論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經濟環節看，還是從經濟學中要素及產品市場的“供給—需求”經濟分析框架看，經濟活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個動態的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如果考慮到經濟活動的國家（或經濟體）邊界，經濟循環則存在國內經濟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之分。在當今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時代，很少有國家隻有國內經濟循環，絕大多數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國際經濟循環。

一個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程度能夠反映其發展戰略導向。從經濟史的角度看，很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出口導向戰略實現了經濟趕超。出口導向戰略的核心思想，是根據國際比較利益的原則使本國的工業生產面向世界市場，並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資源型產品的出口，從中獲得貿易利益、規模經濟、技術外溢效應，最終拉動本國經濟發展。實踐証明，相對於出口導向帶動高速經濟增長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進口替代的內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往往無法有效推進發展中國家實現快速增長。

我國過去4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某種程度上講，是一種典型的出口導向戰略。但出口導向戰略也有一些缺陷，比如，易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外資依存度過高、經濟安全風險大、關鍵核心技術受限、內需亟待開拓等問題，這就要求經濟體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須從外向型經濟轉向內需增長型經濟，積極推進產業轉型升級、挖掘內需潛力，才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最終邁向高收入國家。

因此，在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基礎上，加上國外經濟部門，就構成了國內國際雙循環。具體來講就是兩個步驟：第一步，國外部門從國內產品市場購買產品，支付外匯，國內企業獲得外匯，這實際上就是國內出口的過程﹔第二步，國內企業用這些外匯，從國外部門進口國內市場所需要的商品、勞務或要素，外匯流出國內，這實際上就是國內進口的過程。由此可見，一個經濟體實際就是通過出口和進口，加入到了國際大循環中去。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加在一起，即為我們所講的“國內國際雙循環”。

為何需要“雙循環”？

應該說，過去40多年的中國經濟發展，得益於融入國際大循環。2001年，中國加入WTO，是融入國際大循環最重要的標志性事件。但是，我國在推動形成國際大循環的過程中，兩頭在外、出口與投資雙驅動所帶來的弊端逐漸顯現：經濟過度依賴於投資、出口，不但使我國面臨嚴重的國際收支失衡和外部壓力，而且國內也面臨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產業升級面臨瓶頸等問題。

在此背景下，2006年初國務院發布的“十一五”規劃指出，應“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2011年初發布的“十二五”規劃進一步指出，“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此可見，國際大循環的思路開始逐步發生改變，經濟政策的重心逐漸從側重國際循環，轉向國內外循環相協調，也就是更加重視內需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

2014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新常態的九大特征，其中有兩個判斷：一是生產要素方面，人口老齡化日趨明顯，農業富余人口減少，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二是出口和國際收支方面，全球總需求不振，同時中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

這意味著，“沿海經濟發展戰略”不僅面臨前述日益顯現的弊端，而且還面臨兩大挑戰：其一，人口紅利減退，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外資、獲取國際競爭優勢的時代已經過去。其二，全球經濟陷入長期“新平庸”，出口的擴大基本取決於產業競爭優勢，而非全球市場的蛋糕做大。這也是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央首次明確闡釋經濟新常態下的國際國內雙循環關系。

2015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基本政策導向為“三去一降一補”。此后，2016年和2017年以去產能為工作重心，並提前完成大部分目標，2018年更是全部完成了去產能預設目標。從2017年末、2018年初開始，供給側改革的重心逐步轉向去杠杆、防風險。

2017年10月份召開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到了2018年后期，經濟環境出現兩個方面的變化：第一，供給側改革在去產能、去杠杆領域已經或正在取得重要進展，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短板、梗阻成為供給側更為突出的問題。第二，投資增速持續回落、外部需求增速明顯放緩，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必要性上升。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所指出的，要以辯証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國內發展環境也經歷著深刻變化，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這也正是我們為何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的原因所在。

如何推動“雙循環”？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逐步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深刻的內涵。當然，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我們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國內經濟的供給質量，通過挖掘消費潛力，進一步暢通國內經濟循環，使得國外產業更加依賴中國的供應鏈和產業鏈，更加依賴中國的巨大消費市場，從而在提高經濟自我循環能力的同時，促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對此，需要握住六把“金鑰匙”：

第一把“金鑰匙”：積極穩妥處理好大國關系，深化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面對國際經濟與政治的復雜形勢，我們不要輕易談“脫鉤”，要繼續發揮好國際大循環的作用。要均衡發展與西方老牌及新興大國的關系，力爭發揮二者之間的“橋梁”作用，重點推進金磚國家等新興大國戰略協調，善於運籌“集群博弈”，以“新興大國集群”整體的力量應對西方大國新挑戰，增強全球治理話語權。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

第二把“金鑰匙”：經略好與周邊國家的總體關系，穩妥推進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新格局，離不開穩定的周邊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從國與國的關系講，朋友可以選擇，但鄰居是無法選擇的，要世代相處下去。無論是從理智上還是感情上，我們都認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是唯一正確的選擇。當前，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系總體是好的。我們主張通過協商和對話妥善管控分歧，解決爭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無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也是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必然選擇。

第三把“金鑰匙”：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基本方略，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強調，要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依靠改革是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新格局的重要法寶。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基本方略，在方向問題上，我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們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定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深入推進掃黑除惡等專項行動，維護社會安全。同時，要抓住商品和要素循環、資金循環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以壯士斷腕的勇氣，深化財稅、金融、外貿、國企國資、生產要素、收入分配等領域的改革，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構建更加系統完備、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關鍵的是，要不斷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堅決打贏反腐敗戰爭，助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四把“金鑰匙”：全力支持科技創新，助推中國高科技立於世界之巔。要想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新格局，科技創新無疑是“主心骨”。科技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實現依靠創新驅動的內涵型增長，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國家的競爭，說到底是科技水平的競爭。隻有創新強，國內產品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才有競爭力。我們要抓住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機遇，堅持把基礎前沿、共性關鍵、社會公益和戰略高技術研究作為重大基礎工程來抓，壯大創新驅動的源頭力量。特別是應高度關注可能帶來投資、人才、規則、標准歸零的重大突破性技術。特別是當前，科學研究正在從微觀到宏觀的各個尺度向縱深演進，信息技術成為滲透到經濟社會各領域的先導技術和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技術基點，新能源、新材料技術加快突破，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加速發展。應順應科技發展新趨勢，維護網絡安全，打贏現代信息戰爭，尤其是要圍繞國家戰略需求超前部署，力爭在更多領域引領世界科研方向，力圖使中國的高科技最終立於世界之巔。

第五把“金鑰匙”：維護全球產業鏈供給穩定，不斷提升產業鏈水平。當前，境外疫情仍在擴散蔓延，國際經貿活動嚴重受阻，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也在瀕臨中斷，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顯著增多。我國已深入融入全球產業鏈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和影響，必須採取措施全力以赴地保持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事實上，構建國內大循環為主的經濟體系，最重要的是維護產業鏈的穩定。要鞏固傳統的產業優勢，強化優勢產業領先的地位，支持企業實施技術改造和突破瓶頸制約，大力推動補短板、強弱項，增強產業鏈的彈性和韌性，提升產業基礎的高級化、產業鏈的現代化水平。當然，確保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並不是某一個國家的事情，我們要加強組織和協調，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盡快控制住疫情的蔓延，推動產業運行回到正常軌道，促進經濟社會系統實現動態循環、健康發展。

第六把“金鑰匙”：加快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打通國內大循環體系。面對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等不利局面，要想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新格局，我們必須學會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我國發展，謀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可以看到，雖然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十分巨大，但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沒有變，我國具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強大的生產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下一步，我們要貫徹落實好“六穩”“六保”政策，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充分挖掘內需潛力，力爭打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確保實物循環和資金循環暢通無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當前和未來的一段時期，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准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勇於開頂風船，善於轉危為機，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緊緊握住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六把“金鑰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保駕護航！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