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歷史學的“數字轉向”

過去幾個月以來，一場全球范圍的疫情，給人們帶來了程度不同的、各種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在同一事件裡，相近的生活經歷、創傷體驗，使得人們能夠借由各自的經驗而對他人在此過程中的命運有了更為切身的理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感同身受”，在心理學上稱之為“移情作用”。

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歷史經驗的“移情作用”不僅發生在有差異的個人之間，也突破了文化和地域的空間限制，更穿越了時間的維度。現時代的人生經歷、立場背景等，是我們在觀察過去的過程中無法擺脫的基礎，全球危機的親身體驗為歷史學家們更好地解讀歷史中的風雲際會提供了一定的啟示。疫情期間，課堂教學和會議研討不得不轉換為虛擬空間裡的交流﹔居家隔離的狀態下，一網聯通，便可以建立起有效聯系。可以說，許多研究者多年來所預言的歷史學的“數字轉向”已然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了。

以歷史教學為例，遠程視頻會議系統的開發早已相當成熟，但是在疫情之前，要改變並取代已延續了幾千年來師徒相授的傳統課堂教學，幾乎是天方夜譚﹔開放性的數字化遠程“慕課”，誕生至今已逾十年，雖也曾受到熱議和追捧，但始終無法撼動根深蒂固的傳統課堂。而如今，遠程教學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普遍採用的教學模式之一，雖是迫不得已，但其優勢和效果即便在疫情結束之后也不能被輕易忽視。在突如其來的疫情之下，能夠平穩過渡、保持教學秩序的，正是那些前期在遠程技術應用、網絡課程開發方面有一定基礎的學校和課程。一個電腦課件做得比較完備的老師，肯定比一個主要依靠板書的老師，更能適應由實體課堂向線上教學的角色轉換。時至今日，蘭克倡導的“習明納爾”（即seminar，“專題討論”之意）恐怕也隻能轉成線上的討論了。

回溯史學史，可以看到，史學進步、新陳代謝的動力，是學科自身強大而主動的反省、修復能力，是開放包容和兼收並蓄的學術精神。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歷史學都曾遭遇過不同程度的冷遇和低谷，但隨著新材料、新理論和新方法的引入，古老的歷史學得以不斷地迸發出新的活力。歷史學發生的“數字轉向”，便是已知的諸多新變化之一。

自19世紀以來，歷史學建立了一整套較為嚴格縝密的研究方法、學科體系和職業規范。僅以對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証為例，史料的范圍從一般的檔案、文獻、典籍等，逐漸拓展到考古、圖像、數據、口述等文字之外的形式。最近20年來，歷史資料的數字化與數字化原生史料的大量出現，成為歷史學“數字轉向”的重要標志之一。

關於傳統史料的數字化轉換。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史料在不同介質和載體之間的轉換，如由口述傳統向文字書寫的過渡，直接帶來了傳統史學的誕生﹔再如碑刻銘文的拓印，文稿的謄寫、抄錄與印刷，還有一度非常盛行的微縮膠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歷史研究的進步。其中，文字書寫與近代印刷的發明和應用，對人類的知識生產和傳播產生過革命性的影響。現代數碼技術的發展，使得文件的存儲、攜帶、閱讀、檢索和傳播等各方面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單就史料本身而論，數字化使得歷史研究者有可能盡量多地獲取、佔有和運用史料，並且全面細致地掌握相關的研究狀況。但是，海量的史料超出了人類自然的閱讀能力，這是之前任何時代都不可想象的新問題。於是乎，文本、數據庫和網絡范圍內的電子檢索，成為今天每一個研究者日常的基本操作技能﹔而再更進一步，就出現了利用計算機、人工智能和統計學等方法的“數據挖掘”，以及在此基礎上展開的“大數據”模型分析。

再來看原生的數字史料，也就是運用數碼技術直接制造產生的各類電子文檔、信息和記錄。隨著數碼電子設備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我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進入到一個“數碼”的時代。對於未來將要研究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學家來說，他首先必須解決的就是如何獲取這個時代裡大量以數字形式出現並存在的歷史資料。例如，進行歷史人物的研究，一般較為傳統的研究路徑大致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一是通過檔案資料來挖掘耙梳人物的生平信息、人生軌跡等﹔二是借由人物存世的著述、日記和書信等文本建構其思想、觀念和情感世界﹔三是追蹤人物的社會交往和關系網絡，從他人的觀察、記錄、回憶和評論裡還原並豐滿人物的形象。即使是依然沿用這一路徑，在未來的研究者所要處理的史料中，也會有大量的電子郵件、數碼通信信息、社交網絡記錄等。況且時代在變遷，信息存儲的設備和格式可能早已更新換代，加之電子信息缺乏實體的物理存在，更為隱秘、難以查找，也易被刪除、破壞、篡改和散佚，許多私人信息、官方文件和電子設備可能還設有加密保護。這些情況，對於仍然按照現有學術訓練模式培養的研究者來說，恐怕會成為難以逾越的障礙。因此，在一些對未來史學發展的展望中，常常會提到“數字考古”“數字考証”等概念，這些或許都將成為未來歷史學家們的學術基本功之一。

事實上，數字化對歷史學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數字化的媒體、技術和工具，已經深入到歷史學的各種實踐、演示、分析、教學、研究和傳播當中，取得的成果也不勝枚舉。但是，由於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以及傳統學科本身存在一定的滯后性，兩者之間還存在著不小的張力，對於歷史學的“數字轉向”這一議題也尚未達成一致的共識，亟待深入展開討論、更新學術規范、明確前進方向。歷史學的研究實踐，不僅需要廣泛借鑒各種新的技術手段、充分利用先進的高科技產品和工具，而且要前瞻性地思考歷史學本身在未來數字時代中的學科定位與理論特色。在這種背景下，對於歷史學的理解，不應該是僵化刻板的，歷史學家的形象也並不隻有寒窗古卷、皓首書齋這一種。

歷史學，歸根結底是一門在時間序列上展開研究的學問，因此人們常常把歷史比作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的對話。而作為對話參與者之一的歷史學家，通常站在其所身處的時代，帶著對現實生活的關懷，展開相應的研究和寫作工作。作為歷史學分支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研究，則為我們提供了審視自身學科的獨特視角，也促使我們思考與展望歷史學的前沿趨勢和未來前景。歷史學者應該抓住時代機遇，迎接歷史學的“數字轉向”。

（作者：周兵，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