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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張學良 楊朝遠

2020年07月07日07:56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加快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發展前景向好,但也面臨著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目前經濟運行面臨較大壓力。我們還要面對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不利局面,必須在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我國發展。如何在國際競爭與合作中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國際國內合作新的發展格局?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這是基於國內發展形勢、把握國際發展大勢作出的重大判斷和重要戰略選擇。從經濟發展的本質來看,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持續推進我國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謀求新發展格局

面對全球經濟發展趨勢的不確定性,需要在經濟發展中全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以我為主、內外兼修,積極保障我國經濟安全,謀劃新增長空間,推動我國從傳統的國際經濟均衡模式轉向新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模式。

從國際來看,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實施改革開放戰略,抓住了全球工業革命浪潮、歐美去工業化、產業全球轉移的機遇以及相對友好的國際環境,以開放的胸懷吸引全球生產要素流入,迅速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與制造業大國。美國則利用領先的技術創新與超級大國地位在全球進行資源配置,中美之間逐漸呈現出中國高投資、高儲蓄、高出口、低消費,美國低投資、低儲蓄、高進口、高消費的均衡,在這種均衡狀態下,中美之間均不是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歐美國家認識到產業“空心化”的弊端,紛紛出台“制造業再造”計劃促使制造業回流。美國的技術創新優勢在縮小、技術創新帶來的超額利潤在下降,維系產業鏈與價值鏈高端越來越難。今年以來,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國際循環受到威脅,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碎片化趨勢愈加顯現,中美之間基於傳統均衡模式的舊發展格局難以維持。

從國內來看,我國正在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呈現出從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的特征,更加強調可持續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就是要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更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特別是要降低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的交易成本,加強城鄉之間、城市之間、區域之間的合作與對內開放,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就是要在經濟發展中全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以我為主、內外兼修,積極保障我國經濟安全,謀劃新增長空間,主動推動我國從傳統的均衡模式轉向新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模式。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

主動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才能在擴大開放中獲得更有力的資源、技術、人才、資金支撐﹔加強國內經濟大循環,才能讓各類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動,進而形成更多新的區域增長極。

國內國際雙循環有著豐富的理論內涵。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個人或國家進行專業分工、從事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活動,通過貿易可以使個人、地區或國家都獲益。具體而言,國民方面,貿易可增加國民福利、滿足國民的不同需求偏好、提高國民生活水平、提供就業崗位等﹔企業方面,貿易可強化品質管理提高企業效益、提高產品品質、加強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等﹔國家方面,貿易可調節市場供求關系、延續社會再生產、充分利用國際國內生產要素等。比較優勢理論為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進行自由貿易提供了理論支撐。從國際經濟發展現狀來看,近年來某些國家奉行“孤立主義”顯然違背了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阻礙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短期內,貿易保護主義可能保護了本國企業,但長期一定會降低國民的總體福利,導致就業崗位減少,進而影響整個國家未來的經濟發展。

除了比較優勢帶來的專業化分工方面的收益之外,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可以通過區域市場一體化帶來其他方面的收益,比如規模經濟降低了生產成本、專業化分工降低了服務成本的收益、市場規模擴大增加了產品的多樣性,等等。在國際格局中,以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聯盟為典型代表的區域一體化組織,一度成為國際經濟一體化的主導形式。然而,近年來歐盟內部的不平衡、英國脫歐等問題,以及美國推行的“美國優先”策略、各種“退群”行為,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國際區域市場一體化充滿了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各國或地區都將擴大內需、促進國內區域一體化發展作為應對國際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和經濟逆全球化的主要手段。

總之,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持續深化對外開放,科學謀劃和主動參與國際經濟循環,才能在擴大開放中獲得更有力的資源、技術、人才、資金支撐。就國內經濟而言,通過加強國內經濟大循環,可以打通多維區域之間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的循環,讓各類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動,進而形成更多新的區域增長極。

以國內大循環為基礎

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

在國內國際雙循環體系中,國內大循環處在主體地位,是國際循環的基礎和保証,國際循環則起著帶動和優化的作用,是國內循環的外延和補充。

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國際循環、不斷擴大開放,有力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要看到,如果國際循環脫離國內循環,勢必失去其有效運轉的支撐點。從兩者關系來看,國際循環是次循環,國內循環則是主循環,即應以國內大循環為基礎,以滿足國內需求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此基礎上持續深化對外開放,拓展國際市場,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良好的國內循環是國際循環的根本。我國是人口大國,具有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和超大規模的消費市場,這一稟賦特點要求我們要以國內循環為支點。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是要建立國內有效的需求體系,為本國的外向型企業提供出口轉內銷的新出路,並為國內的企業提供強大的利潤保障,這是確保國內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的重要環節。沒有消費市場的需求支撐,企業就會失去發展和創新的動力。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疊加效應,已影響到我國的產業鏈安全,高科技領域高度依賴進口導致的“卡脖子”短板現象已經顯現。國際經驗表明,隻有國內產業鏈的安全穩定,才能促進要素更加自由地流動。因而,隻有堅持構建良好的國內循環,才能提升我國在國際循環中的地位和競爭力。

國際循環會帶動和優化國內循環。首先是帶動效應。通過“對外貿易—產業鏈拉長—增加就業和收入—擴大供給—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強化國際循環”的路徑,在促進國際需求的同時刺激國內生產,使得國內循環更加暢通且充滿活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事實已經証明了這一點。其次是優化效應。通過構建國際循環,我們可以更好地參與國際分工、拓展國際市場,加速資本積累、增加利潤,獲得國際市場的規模經濟效益。最后是競爭效應。參與國際循環,會導致競爭更為激烈,迫使企業為了生存發展而提高生產率,從而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從產業的角度來看,國際循環有助於產業的進一步合理化與高級化,促進國內產業鏈和價值鏈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實現不斷攀升。

綜上,在國內國際雙循環體系中,國內大循環處在主體地位,是國際循環的基礎和保証﹔國際循環則處在次要位置,起著帶動和優化的作用,是國內循環的外延和補充。另外,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與國內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關系是動態變化的。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就是堅持發揮好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相互作用,全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持續推進國內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下,深化對外開放,形成新的更為優化的發展格局。

深化對內對外開放

實現高質量發展

堅定不移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同時,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補齊相關短板,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積極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開放、合作、共贏胸懷謀劃發展,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同時,要牢固樹立安全發展理念,加快完善安全發展體制機制,補齊相關短板,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積極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工作”。這為我們推進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提供了方向和基本遵循。

堅持深化開放,拓展多元化的國際市場。經過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不斷發展,我國經濟已逐漸嵌入國際產業鏈分工體系中,但仍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位置。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與貿易保護主義疊加,使經濟全球化進程出現了“開倒車”現象,我國需要逐步擺脫對傳統國際循環模式的依賴。“一帶一路”倡議是重要的突破口,通過與沿線國家或地區的深入合作,共同把“一帶一路”建設成為貿易往來、產業協作和共同發展的戰略平台,有助於形成更加均衡和多元化的國際循環體系。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是聯系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平台,推進上海、廣東、天津等18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與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建設和發展,有助於加速形成新型的國際循環。上述這些都要求我們,必須持續深化改革開放,同時加強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聯系,將我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緊密聯系起來,為經濟全球化不斷注入新動力。

清除各環節堵點,保証市場運作暢通。構建國內大循環,關鍵在於挖掘和激發國內市場,逐步清除國內市場中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間存在的“堵點”和“痛點”,破除經濟轉型發展中面臨的結構性、周期性和制度性問題。重點在於提高要素的市場化程度,按市場規律讓資本、人才、技術、信息、土地等要素充分參與產品和服務的創造過程。隻有各類要素自由流動,才能實現供求與價格的相互反饋、資源的優化配置,市場規律才能有效發揮作用。

打破區域市場分割,保障區域間的循環暢通。從區域協同發展的角度來看,國內循環是要實現各類要素在國內各區域間的自由流動,打通“區塊”“省域”和“城市”“城鄉”等不同區域空間尺度之間的經濟循環。為此,需要加強空間治理,以合理分工實現優化發展,推進區域發展戰略,釋放區域協調發展的新動能。從區域發展戰略角度來看,要持續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即持續推進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推進長江經濟帶共抓大保護,編制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最終是要進一步優化區域空間格局,打破市場分割,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保証國內大循環暢通。

打造安全穩定的產業鏈,攀升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目前,我國有著全球最為完整的工業制造業體系,並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據重要地位,但仍處在價值鏈的中低端。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創新是靈魂,競爭的重點是科技和產業的比拼。我國需要憑借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遵循客觀規律,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緊盯全球前沿技術,實現重點突破,持續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為此,應進一步完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在鞏固傳統產業優勢的基礎上,提前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產業更加合理化和高級化,利用我國完備的產業配套體系和超大規模市場的獨特優勢,促進我國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位置的不斷攀升。新基建是我國推動高質量發展戰略的重要抓手,要抓住新基建啟動的契機,秉持以科技創新促發展的理念,推進大數據、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與重大基礎設施的深度融合,提升區域和國家的創新能力。

發揮政策引導作用,促進企業轉型發展。企業是市場重要的微觀參與主體之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企業的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均遭受較大沖擊。各級政府應通過加大對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稅收減免或緩征,以及大力發展新基建、培育新興產業、加大公共服務支出等方式,激發企業的活力。同時,切實淘汰落后產能,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供給和需求的“雙升級”,倒逼企業謀求轉型升級。對於企業供應鏈上的“補鏈”和優化布局上的“擴鏈”,應給予專項扶持。在復工復產過程中,需注重恢復國際供應鏈,形成外向型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國內國際產業鏈暢通的優化布局,積極拉動國內消費回升、擴大有效投資、引導外向型企業建立基於國內循環的產業鏈。

保障和改善民生,激發內需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抓民生也是抓發展。民生工作是激發內需、構建國內大循環的前提和基礎,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造成較大沖擊的當下。切實保障農業生產,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保証糧食安全,同時加強糧食市場的監管,確保居民“米袋子”和“菜籃子”價格的穩定。加大穩定和增加就業的政策力度,隻有穩定就業、增加就業機會,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激發居民的消費意願和能力。聚焦民眾關心的醫療、教育、養老和社保等痛點,推進落實民生保障工作,消除居民擴大消費的后顧之憂。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縮小城鄉差距,多渠道增加農村居民的收入,提升農村居民的消費品質,釋放農村消費潛力。

(作者:張學良、楊朝遠,分別系上海財經大學長三角與長江經濟帶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講師)

(責編:吳兆飛、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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