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度、靈活、穩預期的金融政策

當前全球經濟增長受到疫情沖擊，經濟金融發展面臨較大挑戰。我國疫情防控面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形勢，又處於復工復產的重要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支持實體經濟恢復發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適時出台新的政策措施”“創新完善金融支持方式”。

疫情出現以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召開了十余次會議，確定了“穩預期、擴總量、分類抓、重展期、創工具”的工作方針，以助推實體經濟恢復和發展。黨中央、國務院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和實施力度，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配合，著力穩經濟保民生，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

金融是現代經濟體系特別是市場經濟的重要驅動力，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在統籌疫情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下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更加注重金融的支持作用，針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與疫情沖擊疊加暴露出來的困難和問題，有效應對，補足實體經濟的短板。

在已有金融存量的基礎上推進結構優化

疫情沖擊下工業、服務業生產等全線下滑，如何提高存量資源的使用效率，促進結構優化，成為當前貨幣政策工作的重點內容。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特別是美國）重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背景下，我國堅持貨幣供應總量適度的穩健原則，並要求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既要避免因配合積極財政政策造成經濟過熱的情況，也要防止流動性過度充裕疊加金融市場避險偏好帶來的脫實向虛現象，切實推動實體經濟降低融資成本。

堅持金融供給總量適度，需要在調整投資結構、消費結構和貿易結構的同時降低融資成本，賦能實體經濟實現結構優化，進而實現金融供給和實體經濟部門結構優化的雙重擬合，進一步為降成本打開空間。

一是調整投資結構，貨幣政策應在總量適度的前提下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配合，優化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的結構，對“新基建”項目實施精准支持，降低科技創新、“補短板”領域項目的貸款利率。

二是調整消費結構，科學穩健把握逆周期調節力度，刺激有效消費需求，保持經濟系統流動性合理充裕，促進實體經濟消費復蘇和優化升級。

三是調整貿易結構，促進幣值穩定，平衡外匯收支，維持貿易金融市場中的供需平衡，通過差異化的融資政策集中資金幫扶產業鏈上游和高附加值外貿企業，推動貿易鏈條的結構優化。

在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的基礎上分類施策

當前，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政策不確定性和衰退風險陡增，結構失衡和風險積累問題更加突出。金融支持實體經濟恢復發展，既要防止貨幣條件過緊引發風險，也要避免“大水漫灌”導致金融空轉和效率低下。不同性質貨幣政策工具的組合搭配，要在總量適度條件下釋放更大效力，以對經濟發展形成共同潛在驅動力。目前既要在傳統數量型、價格型貨幣政策框架內強化創新（PSL、定向降准、常備借貸便利工具、中期借貸便利、定向中期借貸便利等），又要豐富票據互換（CBS）等業務，提升市場流動性，為貨幣政策工具的靈活運用創造有利條件，引導金融資源向定向部門傾斜，形成政策合力。

隻有在堅持貨幣政策工具靈活運用的基礎上分類施策，才能提高金融支持復工復產的整體效益和水平。為此，需要更加重視產業特征分類，提高貨幣政策工具支持實體經濟的靶向性，分類梳理在疫情中受沖擊最大的服務業、制造業，給予貨幣政策工具專項傾斜，依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思路，借助專項再貸款、再貼現、定向降准等工具，既要有助於淘汰相關產業落后產能做好減法，又要有利於促進創新驅動轉型升級做好加法。更加重視市場主體規模分類，靈活組合貨幣政策工具，基於央行征信系統、大數據技術對疫情防控重點企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等進行篩選，重點支持其中的優質企業，減緩中小微企業的信用風險，推動企業盡快恢復產能。加強貨幣政策期限的靈活度，長短期分類施策，應對疫情沖擊的短期金融寬鬆政策在達到既定目標后要有序回撤，否則在中長期會扭曲資金價格信號。

加強金融審慎監管

當前既要化解前期金融結構調整、去杠杆進程中釋放的金融風險傳遞至實體經濟部門的可能，也要防止疫情沖擊下國際市場需求萎縮積蓄的實體經濟風險傳遞至金融部門，加強金融審慎監管顯得尤為必要。

隻有守好金融風險底線，才能有效提高金融供給的質量，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才會有序進行。在疫情沖擊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形下，需要基於穩健的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雙支柱調控框架來管理好需求，營造實體經濟良好的發展氛圍，通過金融來穩定市場主體信心和預期，提振發展和改革的動能。穩定企業的信心，多渠道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抓緊解決上市公司的突出問題，預防流動性風險。穩定資本市場的信心，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步伐，發揮好資本市場樞紐作用，不斷強化基礎性制度建設，放鬆和取消不適應發展需要的管制。穩住外貿外資的信心，以數字技術推動創新型商業模式發展，以重點行業、龍頭企業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全面恢復產能﹔建立外匯政策綠色通道，提高企業資本項目外匯資金使用便利化程度，促進流程優化，節約企業經營成本。

（作者：吳非、唐鬆，分別系廣東金融學院行為金融與區域實驗室特約研究員、廣東金融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