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中國智慧

習近平同志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理念，構成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開放理論的核心。“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放的基本宗旨和智慧，是對不同文明和諧共存的思考，其實施路徑多種多樣，最為突出的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落實，不斷推進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逐步形成。“一帶一路”倡議內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等中國智慧以及包容發展的新理念，能夠有效發揮輻射作用，通過沿線國家和地區在各領域的深度融合，帶動世界各國的深度交融，彌補既有全球治理體系的不足，為構建全球治理范式提供新思路。

“一帶一路”是一種發展觀，是為共同發展而構建的合作平台和市場網絡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當今時代背景下對於國際合作“先發展，后分享”的模式創新：先促發展，再定標准﹔共商共建，成果共享。新興國家應擁有更平等的人的發展權、生存權，以發展為第一要務，秉持規則應更好服務發展的邏輯，發展先行，基於自身的經驗和道路實現理念創新、制度創新。“一帶一路”是一種發展觀，是為共同發展而構建的合作平台和市場網絡。不先設單邊主導的預案，重行動力，在平等合作的實踐中發展並規范規則。

“一帶一路”倡議在經濟地理上包括但不限於古絲綢之路地區。它向所有國家以及國際和區域組織開放，方便惠及更廣泛的領域。不同於西方“中心-邊緣”排他的制度設計，面對各國發展不一的狀況，具有極大包容性的“一帶一路”倡議視各國都為平等的合作伙伴。各方利益訴求都體現在倡議的落實中，各參與者都成為“一帶一路”的成果分享者。不同於狹隘的民族國家視野，以命運共同的世界文明觀逐漸取代“中心-外圍”的國家文明觀，這是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創舉。

與霸權秩序論、均勢秩序論、世界體系論、文明沖突論、民主和平論等西方主流的帶有著很強沖突傾向的世界秩序理論相比，“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共商”便於營建合作伙伴關系，而“共建”可以激發治理積極性。這裡包含著兩層邏輯：一是身份認同，構建伙伴關系，並在這一身份的基礎上實現“關系治理”﹔二是行為態度，從“消極主權”演進到“積極主權”。反映在國家與全球公共事務互動的態度中，積極參與是“國家主動地參與全球共同體事務，並以全球公共問題解決為核心展開積極行動的一種態度”﹔消極參與“則是國家被動地卷入全球事務中，並在多數同意的背景下被迫接受全球規范的一種態度”。如果更多的國際社會成員參與到全球治理、制度設計和實施中，其身份重塑和行為態度將發生由“被動接受”到“積極實踐”的轉變。

回顧過去數年的大事記不難發現，“一帶一路”倡議源於一系列合作倡議的整合，充分展現了與沿線國家共商共議、共同設計的思路。“一帶”和“一路”倡議分別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提出，體現了中國與東道國的共商原則。而《願景與行動》中“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體現各方智慧和創意，各施所長，各盡所能，把各方優勢和潛力充分發揮出來”，則進一步闡釋了共建共享的美好願景。

“一帶一路” 以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抓手，促使沿線國家形成政治、經濟、人文多層次深入合作

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血脈經絡”，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將建設亞歐地區以海陸空交通線、油氣管道、輸電線路和通信網絡等為構成要素的綜合性立體交互網絡，為沿線國家的民間文化“思想交流”奠定“物質交往”基礎。

當前“一帶一路”的建設具有時代超越性，極大地超越了傳統絲綢之路以經貿為主的合作方式。“一帶一路”在“貿易通”的基礎上實現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科技文化乃至民心的全方位互聯互通，推動政治、經濟、人文全方位多層次多合作格局，營造發展上互尊互信、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上求同存異的共演關系，以打造價值相融，利益相通，命運共同的和諧統一體。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一帶一路’建設將為中國和沿線國家共同發展帶來巨大機遇。‘一帶一路’是開放的，是穿越非洲、環連亞歐的廣闊‘朋友圈’，所有感興趣的國家都可以添加進入‘朋友圈’。‘一帶一路’是多元的，涵蓋各個合作領域，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種多樣。‘一帶一路’是共贏的，各國共同參與，遵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實現共同發展繁榮。這條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攜手並進的陽光大道。”

中國具有目前世界上完整的制造業體系，正從深加工階段向技術集約化階段過渡，幾乎能以全球最低成本向沿線國家提供其工業化所需的產品，這使中國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可以倚重的大國。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目前發展中國家每年在基礎設施方面的開支約為1萬億美元，相比出現“產業空心化”的西方國家，中國在重大項目上的資金、技術、裝備以及人力資源的能力具有比較優勢。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后，“一帶一路”的提出、亞投行的興建以及絲路基金的建設，正好緩解了國際合作中發達國家提供公共產品能力與意願降低的問題，這就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一帶一路”、全球化以及命運共同體三者之間形成有機整體，創造了新型全球化關系

“一帶一路”、全球化以及命運共同體三者之間形成有機整體，這一有機整體的構建體現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之間的命運與責任的聯結。“一帶一路”創造了新型全球化關系。

首先，“一帶一路”本身是一種全球化的形式。政策的溝通、設施的連通、貿易的暢通、資金的融通和民心的相通，不僅多領域全方位地覆蓋了傳統語義下全球化的三種表現形式——“市場全球化”“生產全球化”“資本全球化”，而且具有多維度的全新內涵。

從運行規制來看，為消除掠奪性發展，減少發展失衡，“一帶一路”倡議重新定義了資本和各個國家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地位，從而推動對現有全球權力系統和全球市場系統的“再平衡”：新興經濟體能夠更充分地發出聲音，積極的社會政策追求所有人都有更體面的生活，金融治理緩解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程度等等。

從價值塑造的角度看，“一帶一路”從根本上改變著人們對全球化的認識。針對傳統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包括結構性失業、貧富差距擴大在內的一系列問題及其引發的“逆全球化浪潮”，“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切實有效的行動塑造認同，為“再全球化”擴大民意基礎，為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提供“全球公共平台”下的對話合作新模式，培養“同舟共濟，命運相連”的共識，通過倡導“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強調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其精髓是“絲路精神”與全球化的有機結合，其內涵是“包容性全球化”。

現代生產方式、全球生產網絡和現代通信技術已經把世界各國緊密聯系在一起，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進一步拉近了各國之間的距離。一方面，新貿易模式革命性地不斷誕生，在全球化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面臨著嚴重的威脅。世界需要根本性的體制機制創新，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目的所在。

“一帶一路” 豐富和創新了國際合作交流機制，為現有全球治理機制注入新的內涵

“一帶一路”通過重塑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機制，真正形成全人類命運緊密結合的有機體。

第一，“一帶一路”既團結了沿線新興經濟體的力量，又促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對話交流，凝聚並平衡了全球發展的新舊力量﹔“一帶一路”聯通了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強調了除政策之外的“設施、貿易、資金、民心”四通，從而豐富和創新了國際合作交流機制。

第二，在自身經濟發展奇跡和國內治理優化的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現代化，中國的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已經得到了國際上較為普遍的認可。同時，中國的伙伴型全球治理模式也為許多不結盟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一個范例，增強了各國走伙伴治理而不是走結盟治理和霸權治理老路的道路自信。中國智慧還把“硬領域”“軟領域”相結合，使治理領域包括政治、安全、軍事、網絡、文化等多個方面，在“軟合作”中建立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機制，真正消除不公平不合理的交往秩序。“一帶一路”合作的整體式的頂層設計，將設施、人文、體制、貿易、金融整合在一起，克服了以往治理部門化、片面化、碎片化的矛盾﹔而提倡的綠色“一帶一路”、健康“一帶一路”、智力“一帶一路”、和平“一帶一路”更是為現有治理機制注入了新的內涵。

第三，“一帶一路”在實踐中能夠做到“利益和合”“價值鏈融合”和“機制耦合”，從而成為系列結點。在利益和合上，“一帶一路”要尋找更多利益交匯點，把中國和世界融通起來，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的，“絲綢之路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偉大財富。‘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根據古絲綢之路留下的寶貴啟示，著眼於各國人民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共同夢想，為世界提供的一項充滿東方智慧的共同繁榮發展的方案。”事實上，“一帶一路”得到多國的積極回應說明了其互惠共贏的魅力，展現了自身的極大活力。而利益對接和利益相融，也為當前低迷的經濟發展帶來新希望，開辟新前景，注入新動力。

在機制耦合上，能夠與現有合作方式機制相耦合。G20中國主席年共同建立的與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等世界經濟的主題相對應的四大核心成果：創新經濟增長方式、完善經濟治理機制、促進貿易投資增長、推動包容聯動發展，與“一帶一路”協同發展、共同富裕的目標是一致的，二者同為解決世界發展問題貢獻中國智慧。而在金磚機制中，中國不但為其注入經濟活力，也加入中國的發展經驗。目前金磚機制日益壯大，“金磚機制+”拓展了伙伴網絡的外延，進一步向世界表明金磚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展更加密切深入的全球性協作的態度。這與“一帶一路”大發展平台下的開放包容同出一轍，同為推動世界經濟融合協調發展助力。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