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我們立足全局和長遠作出的重大謀劃，也是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決策。”並強調，“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國際上沒有先例。要大膽闖、大膽試，開出一條新路來。”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明確提出“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包括落實內地與香港、澳門CEPA服務貿易協議，進一步減少限制條件，有序推進制定與國際接軌的服務業標准化體系，促進粵港澳在與服務貿易相關的人才培養、資格互認、標准制定等方面加強合作。

在經濟全球化與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背景下，不斷提升內地與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是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內容。由此，不僅能為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重要抓手，而且能為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提供重要動力。

我國巨大內需潛力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

在過去的40年間，香港和澳門抓住了內地經濟快速發展的重大機遇，充分發揮粵港澳三地各自的比較優勢，加快推動以制造業為重點的產業合作，不僅推動廣東成為內地第一大制造業省與第一大貨物出口省，也實現了香港和澳門之間金融、文化娛樂、航運商務等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當前，世界經濟深度調整，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波折。在此背景下，國內近14億人的內需大市場成為粵港澳經濟轉型發展的“壓艙石”，也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

我國經濟轉型升級蘊藏著巨大的內需潛力。首先，我國開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產業結構正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型升級。預計到2020年，服務業佔比有望從2017年的51.6%提高到55%左右，服務業規模將有望達到50萬億元左右，新增市場空間將達10萬億~12萬億元。其次，我國進入消費新時代，消費結構正在由物質型消費為主轉向服務型消費為主。預計到2020年，城鎮居民服務型消費比重將提升到50%左右。屆時，消費規模將達到45萬億∼50萬億元，新增市場空間將達10萬億元以上。再次，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進入重要發展時期，人口城鎮化和鄉村振興蘊藏巨大潛力。預計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由2017年的58.52%提高到60%~65%，並將帶來巨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最后，我國進入全面開放新階段，開放結構正由貨物貿易為主向服務貿易為重點轉型。預計到2020年，服務貿易規模有可能增長到1萬億美元左右，佔外貿總額的比重將提升到20%左右。

巨大的內需潛力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突出優勢。在當前香港和澳門境內消費市場基本飽和的情況下，依托廣東作為香港、澳門的重要經濟腹地和進入內地的重要橋梁，提升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盡快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不僅有利於香港、澳門延長服務業產業鏈，分享內地消費大市場，也將對我國釋放內需潛力具有示范性影響，是破解《綱要》中提到的“產能過剩”“供給與需求結構不平衡不匹配”“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有待增強”等突出矛盾和問題的重大舉措。當前，正如《綱要》中提到的，作為我國外向度最高的經濟區域和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粵港澳大灣區正面臨著“世界經濟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保護主義傾向抬頭”等重大外部挑戰。從中長期來看，抓住巨大內需潛力釋放的重大機遇，形成國際競爭的主動，是有效應對經濟全球化新變局的“最大底氣”。

不斷提升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任務

提升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將釋放大灣區巨大經濟增長潛力。《綱要》提出“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綜合實力顯著增強，粵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廣泛，區域內生發展動力進一步提升”。從現實情況看，目前粵港澳服務貿易項下的各類要素難以高效便捷流動，使得粵港澳大灣區的資源潛力尚未充分釋放。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均GDP為2.2萬美元，相當於2016年東京灣區的47%，紐約灣區的31%，舊金山灣區的21%。未來幾年，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項下的人員、資金、技術、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動，將釋放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初步估計，若粵港澳大灣區人均GDP達到東京灣區2016年水平，其GDP總量將為3.3萬億美元，是東京灣區與紐約灣區2016年GDP的總和。

提升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將帶動大灣區轉型發展進程。隨著廣東制造業轉型升級以及港澳拓展發展空間的需求日益迫切，粵港澳服務貿易互補性明顯增強。一方面，香港在以金融、研發、商務服務等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方面具有明顯優勢。另一方面，廣東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但產業結構與工業化后期的現實需求不相適應，突出表現在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2018年，廣東服務業佔比僅為54.2%，與工業化后期的一般水平至少低10個百分點﹔生產性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為27.8%，與發達經濟體相差20個百分點以上。未來，香港要穩固其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地位，澳門要破解“一業獨大”的產業弊端，廣東要實現制造業轉型升級現實需要，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徑就是依托廣東作為港澳重要經濟腹地和進入內地的重要橋梁，加快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在拓寬港澳服務業發展空間的同時，帶動廣東制造業轉型升級，由此實現《綱要》提出的“打造高質量發展的典范”。

提升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將帶動形成我國全面開放新格局。《綱要》提出，“打造高水平開放平台，對接高標准貿易投資規則，加快培育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重大要求。當前，在全球經濟服務化與服務貿易較快發展的大趨勢下，服務貿易不僅成為全球自由貿易進程的重點與焦點，也日益成為衡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從現實情況看，2017年，廣東省的服務貿易額佔外貿總額的比重為10.9%，香港的服務貿易額佔外貿總額的比重為14.6%，均低於全球同期24%左右的平均水平。港澳地區是全球公認的自由港，在服務貿易發展方面積累了諸多可供借鑒的經驗。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在廣東率先對標國際服務貿易新規則與管理新舉措，由此闖出一條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的新路子，成為開放層次更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強的開放新高地，將帶動我國在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新一輪全球自由貿易中贏得主動。

關鍵在於推進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市場與體制對接

《綱要》將“推進投資便利化”“推動貿易自由化”“推動人員貨物往來便利化”作為提升市場一體化的重要舉措。總的來看，粵港澳涉及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不斷提升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逐步實現粵港澳服務貿易一體化，需要服務業產業體系的深度合作、市場體系的直接融合、服務體系的全面對接，這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廣東服務業市場的全面開放，依賴於各方面體制機制的全面創新。

以開放為先，推動粵港澳服務業產業體系的深度合作。近年來，南沙、前海、橫琴三大片區在推動服務業對港澳開放方面取得初步成果。但從粵港澳大灣區整體來看，服務業市場開放相對滯后仍然是粵港澳服務業產業體系深度合作的突出障礙。為此建議：一是將廣東自貿試驗區內的開放政策擴大到整個大灣區，實現廣東對港澳服務業開放的重要突破﹔二是賦予廣東在負面清單制定中更大自主權，實行更加開放的市場准入政策﹔三是加快實行與港澳在旅游、金融、教育、文化娛樂、醫療健康等產業項下的自由貿易政策。

以制度創新為核心，推動粵港澳服務業市場體系直接融合。總的來看，與港澳相比，珠三角的市場經濟體制仍有待完善，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的提升仍面臨較高的邊境內壁壘。例如，2018年，廣州開設企業所需天數為28天，而香港僅為1.5天﹔粵港澳三地實行不同的市場管理規則，使得粵港澳服務貿易項下的人員、技術、信息等中高端要素難以自由流動。為此建議：逐步建立與港澳對接的、以信用機制為基礎的市場管理體系與資格互認體系，允許符合港澳標准的服務業企業、具備相關職業資格的人員，在廣東備案審核后直接開展相關業務活動﹔在創新方面，加快推進產權保護制度化、法治化，並逐步加強粵港澳產權保護法律體系的對接，形成產權保護的合力。

以體制機制創新為重點，推動粵港澳服務體系全面對接。提升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水平，逐步實現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一體化，不僅涉及服務標准、制度規則的對接，還涉及服務貿易項下貨物通關、融資匯兌、稅收征管等服務的對接。例如，根據現有稅法，在內地停留183天后，須按照內地標准征收個人所得稅，造成了對港澳科研人員雙重征稅的問題。為此建議，一是在大灣區內全面實行“港人港稅、澳人澳稅”政策，避免高層次人才重復征稅問題﹔二是推行粵港澳通關監管服務一體化，實行貨物“一次認証、一次檢測、三地通行”，盡快將人員“一簽多行”政策擴大到廣東全省，加快粵港澳通關電子平台建設，推進三地信息互換和執法互助﹔三是成立粵港澳金融協調監管委員會，協調處理三地之間有關互設金融機構、貨幣互換和匯兌機制、互相信用支持、金融信息交換、金融風險防范和合作監管機制等金融事務，推進粵港澳金融服務一體化。

（作者：遲福林，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