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中國的面貌，而且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中華民族的未來開辟了光明前景。

回顧40年的歷程，中國道路是怎樣走出來的？在開辟中國道路的過程中，哪些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深入解析，涉及很多內容。限於篇幅，本文梳理幾個比較突出的方面。

■問題導向

改革開放是時代大勢、人民意願、中國需要、歷史經驗等各方面因素共同推動的。最直接的，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產生的，是由一大堆難題逼出來的。用現在的語言，就是問題導向。

“文革”結束后，一系列冤假錯案浮出水面。大批老干部要求平反。其他遭受冤屈的人們也紛紛寫信、上訪、找人，請求落實政策。對此，一個勇於修正錯誤的黨，怎能不理不睬？

從人民生活來說，廣大老百姓希望盡快發展經濟，解決溫飽問題，改變長期缺吃少穿的局面。對此，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怎能無動於衷？

大亂之后的國家，迫切需要大治，但是無論國家機關還是企業事業單位，處處有禁錮，效率都很低。很多領導干部對此十分不滿。

要解決諸如此類的問題，就必須大刀闊斧調整政策，就必須抓緊時間發展經濟、發揚民主、建設法制。而所有這些問題，都涉及到體制機制問題。因此，百廢待興，百業待興，歸結到一點，就是要進行改革開放。

面對這些問題，恰恰是有幾十年革命生涯的老一輩革命家，深諳當時體制的弊端，首先提出了改革開放的要求。也正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毅然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方針，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並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從而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正是現實面臨的問題逼出了改革開放的決策，也逼出了一系列具體的改革舉措。

“文革”結束后，上千萬知識青年回城，光靠國營、集體企業不可能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為了解決這樣一大批人的就業、吃飯問題，除了調整和放寬政策，別無他法。

於是，1979年，國務院批轉全國工商局長會議的報告，允許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等個體手工勞動，以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並下發《關於轉發全國勞動就業會議文件的通知》，提出要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摒棄“統包統配”方式，實際上把發展個體經濟作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條重要渠道提了出來。

1982年，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這一規定意味著正式承認了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從而使個體經濟得到高速發展。

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怎樣來的？說到底，首先是為了解決活命問題、生存問題而來的。這是一條最簡單的邏輯。改革開放的一條主線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道路的一個重大特色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實踐層面來說，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這樣在解決現實問題的過程中發展而來的。

改革開放需要回答和解決許多問題，而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最基本的問題。改革開放，正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中國道路，也正是在回答這個最基本問題中開拓出來的。

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首先在於，它是現實提出的必要要求，是現實問題倒逼的結果。面向未來，要破解新的各種難題，除了深化改革開放，別無他途。

■人民意願

改革是為了人民，人民是改革的主體。改革開放的道理千頭萬緒，歸結到一點，其實就是尊崇人民意願：人民想吃飯，就讓人民吃飯﹔人民想種地，就讓人民種地﹔人民想進城，就讓人民進城﹔人民想做買賣，就讓人民做買賣。

改革開放、中國道路，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回歸常識，最重要的，就是尊崇人民意願。

為了生存，不少地方的農民在改革開放前，特別是經濟困難時期，曾經嘗試過“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但很快就被當作“資本主義”而受到嚴厲批判。改革開放之初，同樣是為了活命、生存，安徽、四川等地的農民又開始了冒險嘗試。

小崗村18戶農民的“生死狀”上寫的是：“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証完成每戶的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証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十八歲。”

為什麼農民想自己種地救自己的命，居然還要冒坐牢殺頭的危險呢？這種與人民意願相悖的政策，難道不值得反思嗎？

因此，當安徽的大包干出現后，萬裡主政的安徽省委沒有像過去那樣馬上禁止，也沒有匆忙作出結論，而是先派人去實地調查。這使農民的大包干做法受到保護，也鼓勵了廣大農民改變生產管理方式的嘗試。

實踐顯示了成效。黨中央尊重群眾願望，積極支持試驗，幾年工夫在全國推開。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統分結合、雙層經營，解決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體制的重大問題。幾億農民獲得土地經營自主權，加上基本取消農產品的統購派購，放開大部分農產品價格，從而使農業生產擺脫長期停滯的困境，廣大城鄉人民得到顯著實惠，帶動了整個改革和建設事業。

隨著農村改革的發展，億萬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他們希望尋求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發展。於是，憑借一技之長，他們跨縣出省，大量走向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從事修鞋、彈棉花、做服裝、配眼鏡等工作，后來發展到自己開商店、辦公司、做產業、搞金融等。浙江農民形成號稱“二百萬”的“浙軍”，接著又有“川軍”出川，“湘軍”離湘，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民工潮”。到春節，農民工大批回鄉過節，又形成世界無雙的返鄉過節大軍。

農民工的出現，是人民自願選擇的結果。實踐証明了農民工的巨大貢獻，黨和國家充分肯定了農民工的貢獻，充分肯定了廣大農民及至廣大人民自由選擇工作、自由流動和遷徙的權利。

40年來，改革開放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每一個新生事物的產生和發展，每一個領域和環節經驗的創造和積累，無不是充分尊重人民意願的結果，無不來自億萬人民的智慧和實踐。隻有尊崇人民意願，改革開放才能順利推進，中國道路才能開辟和發展，黨的執政地位才能得到鞏固。人民意願和黨的領導的統一，成為中國道路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放思想

人民意願是常識，但常識不一定都能得到認可和實現。因為長期以來，很多基本的常識被非常識的所謂大道理遮蔽和禁錮了。所以，要改革開放、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來，不可缺少的一個條件，就是解放思想。

“文革”結束后，黨面臨著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但是這一進程受到“兩個凡是”錯誤方針的嚴重阻礙。

如果按照“兩個凡是”，高考就不能恢復，學校就不能正常辦學，知識分子就仍然是“臭老九”，人民就還要靠各種票証過日子，農民和他們的孩子隻能永遠當農民，“文革”就還要再搞多次……如此下去，中國還有救嗎？

所以，不解放思想，就沒有改革開放﹔不改革開放，中國就隻能死路一條。黨中央一再講，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道理就在這裡。

在撥亂反正過程中，解放思想的問題首先被提了出來。

1977年10月，800多名高中級干部和理論骨干走進中央黨校，集中討論“文革”以來黨的歷史。討論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究竟以什麼為標准來認識和判定歷史是非？是按領袖批示為標准，還是以實踐成效為標准？

在胡耀邦的組織和指導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5月11日，又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一場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由此展開。

隨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全會公報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1980年2月，鄧小平明確概括了黨的思想路線的內容。1982年9月，十二大將思想路線寫進了黨章，指出：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撥亂反正需要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也需要解放思想。

1984年，福建一批廠長經理給省委書記寫信，呼吁為國營企業“鬆綁”，成為改革開放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其實就是“鬆綁”。鬆什麼綁？“鬆”傳統的高度集中體制之“綁”，“鬆”傳統的各種僵化觀念之“綁”。

時隔30年，到2014年，福建30位企業家又致信習近平總書記，以《敢於擔當勇於作為》為題提出建言倡議。習近平總書記回信，特別提到當年“鬆綁”的呼吁，表示“對此印象猶深”。

所以，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黨和國家一再強調，要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40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道路的開拓和前進，實際上就是把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從舊的體制和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也就是“鬆綁”“搞活”的過程。

當然，所謂“鬆綁”，不是要鬆憲法法律、黨章黨規之綁。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40年來，正是不斷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才有了撥亂反正的成就，才有了改革開放的推進，才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辟，才有了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才有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世界眼光

鄧小平強調：“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他一再要求我們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

這種趕上時代的思想和放眼世界的眼光，對於改革開放的推進和中國道路的開辟，起了重大的作用。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曾經長期處於封閉半封閉的狀態，不僅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自己還渾然不知。“文革”一結束，才突然發現，外部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深刻的變化，社會主義已經面臨嚴峻挑戰，中國再不改革開放就要被開除“球籍”了。

為了了解世界，1978年春夏，中國組織了兩個特殊的赴國外考察團。一個是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為團長，楊波、錢正英等參加的西歐考察團。另一個是以李一氓為團長，於光遠、喬石等參加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考察團。

考察團一路考察，一路議論。開眼看世界，深感世界之大、變化之快，中國不應自我封閉，而應擴大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和吸引外資，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考察團回國后，向政治局整整匯報了一天，並分別撰寫了很有分量的考察報告，上報中央。

為了借鑒和吸收海外的經驗，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專門印發了《蘇聯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樣利用外國資金和技術發展經濟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鮮、台灣的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戰后日本、西德、法國經濟建設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等參考材料。這些材料開闊了大家的眼界和思路。老一輩革命家看到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潮流，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和內在聯系，下決心實行對外開放，盡快趕上時代潮流。

對外開放是與改革聯結在一起的。鄧小平說，改革就是搞活，對內搞活也就是對內開放，實際上都叫開放政策。

對外開放，成為新時期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從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設備，到引進先進的管理方式和經驗﹔從積極開展對外貿易和科技文化交流，到創辦經濟特區形成全方位開放格局﹔從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實行互利共贏戰略，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水平越來越高。

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發展的態勢和矛盾，進行正確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學判斷，得出了重要的結論，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國策，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使中國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國道路，是在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互動中走出來的。

■戰略制導

改革，作為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既要有群眾的實踐和探索，也要有全局的謀劃和指導。好比一枚導彈，不僅在發射前就要為它計算和規定所要達到的目標以及運行的軌道和程序，而且在發射后，還必須實行嚴格的控制和引導，不斷調整它的運行路線和方式，使它最終能准確地達到目標。這種過程和舉措，就是改革的戰略策略制導。

改革是一項嶄新的事業，必須完全靠自己的探索走出一條新路來。所以，必須大膽地闖，大膽地試。“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

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一條經驗，就是一切經過試點、試驗，取得經驗、初步驗証后再加以推廣。

比如，為了推開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改革，1981年7月31日，國務院批准湖北省沙市成為中國第一個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試點城市。

為什麼先建經濟特區？就是要把它當窗口和試驗田，先行先試。成功了就推廣，不成功就關閉。

這種試點的方法，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方法。陳雲說：“一件工作的改革，要先進行試驗，不能一下就鋪開來搞。搞試驗要敢想、敢說、敢做，但在具體做時，必須從實際出發，摸著石頭過河。要把試驗和推廣分開，推廣必須是成熟的東西，未成熟之前不能大干。”

摸著石頭過河，不是不要統籌謀劃和統一領導。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著眼全局，面向世界，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戰略，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戰略、“三步走”發展戰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依法治國方略、科教興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扶貧開發戰略、人才強國戰略等等。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九大又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就業優先戰略、健康中國戰略、食品安全戰略、人口發展戰略、國家安全戰略等新的戰略。所有這些戰略，都是在國家層面上的戰略謀劃，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進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又進一步提出了“頂層設計”的戰略制導方法，要求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提高改革決策科學性，廣泛凝聚共識，形成改革合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部署，不是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單項改革。”所以，“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習近平總書記還指出：“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証統一的，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

■勇於創新

改革開放沒有現成的成功經驗可以借鑒，中國道路是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新路來。因此，必須始終堅持創新的精神，勇於創新，善於創新，既要在實踐中創新，也要在理論上創新，還要在制度和體制上創新。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

改革開放的很多舉措和探索，都曾遇到這樣那樣的質疑：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農貿市場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有企業自主經營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修正主義？搞經濟特區是不是租界又回來了？

面對這些困惑，黨中央一再強調，要正確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同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發展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沒有出路。

    1982年9月，在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明確指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這一結論，把中國共產黨幾十年對社會主義探索的基本經驗總結了出來，把我們黨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的使命和任務集中地概括了出來，明確宣告了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是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是立足於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按這樣的思路和方向，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改革開放中形成了一整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鄧小平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並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准確的表述語言。”“如果說構想，這就是我們的構想。”“總的來說，這條道路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理論的創新不斷為實踐指明方向。1992年春，在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為改革開放打開了廣闊的空間。特別是確認社會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使我們得以圍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了幾十年的文章，直到現在還需要繼續做下去。

    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先后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進入新時代后，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它們既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又對改革開放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們相繼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

    改革開放的實踐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深深植根於中國大地、符合中國國情、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社會主義。中國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這條道路來之不易，所以要格外珍惜。這條道路的開辟，蘊涵著寶貴的歷史經驗，一定要牢牢記取。

    （作者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成員、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