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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社互動”領跑社會治理創新

樊鵬

2018年12月12日14:36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政社互動”領跑社會治理創新

  江蘇南通港閘區秦灶街道與社區簽訂“政社互動”協議書。 資料圖片

  2016年將迎來“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也是中國社會治理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回望“十二五”期間,尤其是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奏響了中國社會治理領域的主旋律。據統計,在“中國地方政府創新”評選活動中,每年均有數百個地方社會治理創新項目參評,中國已然成為社會治理創新的改革試驗場。各地豐富的社會治理實踐,體現了當今中國基層治理創新的制度變革意義,“政社互動”則成為引領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重要驅動,成為貫穿制度變革全局的最大特點。

  為有效擴大基層群眾自治范圍,讓群眾自治落到實處,在江蘇省太倉市,政府通過制定“自治組織依法履職事項清單”和“行政權力限制事項清單”,厘清行政權力與自治權利界限,大膽放權,建立了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的機制,使政府管理和基層群眾自治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為改變自上而下的行政供給模式,發揮基層群眾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作用,北京、重慶等地探索實行了參與式社區項目,由街道辦事處代表政府建立社區項目協調機制,提供項目資金支持,監督項目成果,由居委會、社區居民和社區組織合作組建項目團隊,通過自我調查、論証、競標成立社區服務項目,吸引社會資源,擴大社會服務﹔浙江寧波等地,通過實行“網格化管理、組團式服務”,使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通過政社合作、打包服務的方式,提升了城市基層公共服務水平。

  為構建新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浙江溫州等地實行“紅色細胞”工程,借助基層黨組織影響力和黨建滲透力,激活小細胞,服務大社會,調動黨員群眾和各類社會組織,構建了村居社會治理新格局﹔四川都江堰在統籌城鄉發展過程中,以“美麗我院、美麗我家”環境整治為契機,探索出一條以院落為單元、“黨引民治”的基層治理創新方式﹔廣東深圳南山區實行“一核多元”,以社區綜合黨委(總支)為核心,以社區居民委員會、社區工作站、社區服務中心三大主體為依托,社區社會組織、業主委員會、物業管理公司、企事業單位等多元主體密切配合,多元互動、多方參與、共建共享,有效提升了城市社會治理水平。

  為加強社會治理過程中流動人口的參與,全國很多地區,在社區化管理過程中實行社區議事委員會制度,充分利用社區黨組織的核心作用,致力打造各類服務中心為平台、居(村)委會為自治主體、社區議事委員會等為外來人口流動參與機制、社會組織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體系。

  這些改革創新雖然多數還處在實踐探索的階段,但足以說明,中國的社會治理改革有其清晰的現實邏輯和動力機制。

  大量社會治理理論假設,社會治理的轉型,是從國家管制到政府管理,再到社會自治的過程,是從以強制為手段到以參與合作為手段,再到以自治結社、自我管理為手段的轉變過程,甚至是社會自治最終完全取代政府治理的過程。但在中國現階段,在大量社會治理創新實踐中,國家與社會的合作、共贏成為改革的主流,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始終處於領導與主導地位,形成了以加強社會參與為手段、以擴大服務供給為目標的政社互動模式。

  中國社會治理的任務,不僅要激活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擴大多元主體參與,還要使基層黨委、政府與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各類社會組織有效銜接起來,發揮統籌、牽引、支持的作用,通過互動合作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解決社會治理的挑戰與難題。

  在“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中國的社會治理也將面臨全新的機遇與挑戰。無論是歷史國情還是階段性發展任務,都決定了政社互動將是很長一段時期內社會治理改革的主線,是符合全面深化改革進程的重要制度形式。站在新的起點,能否進一步推動形成政社良性互動、健康互動、高質量互動,將是中國社會治理能否實現階段性轉型升級的關鍵。而要真正實現這一目標,需從以下三個層面著力:

  第一,充分發揮黨政主體和社會主體兩個積極性,堅持依靠“雙輪驅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大的特色、最本質特征就是黨的領導,社會治理領域也不例外。在社會治理改革轉型中,地方黨政主體責任和社會領域的自治參與,成為推動政社互動和社會治理改革創新的“雙輪”驅動。黨政統籌和社會參與,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相輔相成,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社會治理向前發展。地方黨政決策者肩負著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重任,面對社會治理的挑戰和難題,既需要加強自身制度和能力建設,更需要有效調動廣泛的社會資源,讓多元社會力量有暢通的制度渠道參與到社會治理當中來,共同完成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與公共服務供給的目標。各類社會組織,既需要組織起來,也需要借助制度化渠道和公共資源,有序參與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在社會治理的政社互動中,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利得到了雙擴張。一方面,黨的領導和政府主導並沒有弱化社會力量,相反,通過積極引導、合理布局、加大支持,各類社會組織被有序納入社會治理體系中﹔另一方面,社會主體的廣泛參與,並沒有弱化黨的領導,反而改善了黨的領導方式,提升了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能力,促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第二,善於把握黨政主導與社會參與的界限和度,真正形成“系統治理”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改進社會治理方式”部分,提出了“堅持系統治理”的思路。按照系統治理的要求,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除了要堅持黨的領導和政府主導這個主軸、發揮核心引領作用外,最重要的是要善於把握黨政主導與社會參與的界限和度。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度”的要求,界限和度把握得好,社會參與就有活力,系統治理與多元治理的格局就易於形成。相反,界限和度把握不好,就會出現黨政主體和社會主體在社會治理中的角色錯位、功能失衡。一方面,如果政府繼續沿用單中心管制思維,不能真正發揮靈活牽引作用,仍然處於權威性資源與配置性資源的中心,自上而下的服務供給和思維模式不作改變,就不可能形成系統治理和社會活力競相迸發的格局﹔另一方面,如果任由社會主體和社會自由發展,缺乏必要的引導、支持、整合與監管,就會形成有多元而無秩序、有自由而無權威、有參與而無實效的局面。

  第三,致力提高社會參與服務和治理的能力與質量,真正實現“有效治理”

  現階段社會治理創新要堅持黨政主導、政社互動,其根源既有中國的政治制度因素,特殊的歷史國情因素,同時也有現階段我國各類社會團體和自治力量起步相對較晚、能力相對薄弱的內在因素。尤其是在社會服務領域,近年來各類社會組織數量突飛猛進,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服務的領域逐步拓展,服務內容日漸豐富,服務形式更加多樣,但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服務和治理的能力相對較弱,素質有待提升。在政社互動過程中,不僅要著眼於提高社會參與的熱情和社會自治的水平,還要有利於增強各類社會主體參與社會服務的能力,提高參與社會治理的質量,做到既多元治理,又有效治理。對於地方黨政決策者來說,這是一項長期的挑戰。為推動社會治理創新,黨政決策部門要善於通過發展規劃,對多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提出適宜的發展目標和任務,要通過財政資金、人事教育等資源,增強對參與社會服務的各類組織的能力培養,還要通過多種政策工具甚至以推動立法的方式,對社會組織承擔公共服務進行必要的指導與監管,真正讓政社良性互動、高質量互動領跑社會治理。

  (樊鵬,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責編:萬鵬、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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