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中國文化“從鄉村作工夫”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觀

在東西文化觀上，梁漱溟把人類文化劃分為西洋、印度和中國三種類型，稱“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國其根本精神的”，與“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別。中國文化以孔子為代表，以儒家學說為根本，以倫理為本位，它是人類文化的理想歸宿，比西洋文化要來得“高妙”，認定“世界未來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復興”，認為隻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嘗到“人生的真味”。斷定中國是一個“職業分途”、“倫理本位”的社會，缺乏“階級的分野”，以為應該通過恢復“法制禮俗”來鞏固社會秩序，並“以農業引導工業的民族復興”。（左明仁）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被稱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理論，涉及中國鄉村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與文化建設。但從梁先生肯定“教化”、“禮俗”、“自力”傳統，強調鄉村“新禮俗”建設來看，梁先生思考中國鄉村建設，實是他對中國文化建設的具體思考。梁先生曾說：“鄉村運動是一個社會運動”，“亦可名為文化運動”。

“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

梁先生將“鄉村運動”理解為“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是因為梁先生將中國自近代以來的貧窮落后，理解為文化落后，並將中國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歸於中西文化的矛盾。在梁先生看來，中國鄉村社會的崩潰，隻不過是中國文化落后的一個縮影。因此，中國鄉村建設的終極目標實為振興中國文化。

梁漱溟先生曾將中國鄉村建設的原由，概述為“救濟鄉村運動”、“鄉村自救運動”以及鄉村“積極建設之要求”等。但是，梁先生認為，這些原因都是表層的。探究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緣起的深層原因，需要重視中國“重建一新社會構造的要求”，他說：“今日中國問題在其千年相沿襲之社會組織構造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鄉村建設運動，實為吾民族社會重建一新組織構造之運動。——這最末一層，乃鄉村建設真意義所在。”梁先生將“重建一新社會構造的要求”視作鄉村建設緣起的深層原因，理解為“鄉村建設真意義所在”，是因為在梁先生看來，近百年來中國落后與失敗的一個重要表現，當是中國鄉村“社會構造”的解體與“社會秩序”的崩潰。

梁先生將中國鄉村“社會構造”的解體與“社會秩序”的崩潰同“教化”、“禮俗”、“自力”傳統的衰敗聯系起來，是以他對中國社會文化特殊性的探究與思考為基礎的。在梁先生看來，中國本來即是一個散漫的鄉村社會，鄉村乃中國社會的“基礎”與“主體”，而中國文化的形成正源於鄉村的需要：“原來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並以鄉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多半是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法制、禮俗、工商業等莫不如是。”但是，近百年來，由於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中國人因受西方文化影響而推行的社會改革，致使中國鄉村長期沿襲的“教化”、“禮俗”、“自力”傳統衰落失守，也使得中國鄉村沿襲了上千年的“社會組織構造”趨於崩潰﹔一部鄉村史，實為“一部鄉村破壞史”。因此，梁先生認為，中國的鄉村建設，百廢待興，面臨的問題涉及經濟、政治、農業、工業、國防、教育等多個方面，但這些問題的重中之重應當是“文化”問題。所以他說：“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因此，唯有解決“文化失調”問題，重建中國鄉村的“社會構造”與“社會秩序”，才有可能停止中國鄉村社會的“大破壞大崩潰”，阻止中國鄉村社會的衰落與頹勢。要振興中國文化，隻有“從鄉村作工夫”，通過在鄉村建設中恢復“教化”、“禮俗”、“自力”的文化傳統，“伸張、發揮、開啟”“理性”，重視“自力”，發揮中國人的“主體力量”，重構鄉村的“社會構造”，恢復鄉村的社會秩序，才能在整體上達成“重建中國新社會構造的目標”。

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習慣”與“路子”，根源在其固有的文化傳統——“禮俗”

在梁先生看來，“法制”與“禮俗”都可視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他的理解中，“禮俗”當是一種更重要的文化成果或說文化形態。因為，在梁先生的理解中，“禮俗”是有別於“法制”的倫理關系或倫理原則。這種倫理關系與倫理原則，梁先生有時也理解為人們生活中的“習慣”或“路子”，而這一“習慣”或“路子”實為決定一種社會制度之所以成為這種社會制度的重要條件。他說：

我深悟到制度與習慣間關系之重大，我深悟到制度是依靠於習慣。西洋政治制度雖好，而在中國則因為有許多條件不夠，無法建立起來。許多不夠的條件中最有力量者即習慣問題……因為中國社會，中國人(一切的人)缺乏此種習慣，則此種制度便建立不起來。

梁先生所說的“習慣”或者“路子”，都在文化特征或文化傳統范圍，實即他所強調的“禮俗”。梁先生認定中國社會之所以成為中國社會，是因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習慣”與“路子”，實質是要強調中國社會之所以成為中國社會，根源在其固有的文化傳統——“禮俗”。換言之，在梁先生的理解中，中國“社會構造”得以成型，中國“社會秩序”得以維系，皆決定於中國社會特有的“禮俗”。

在中國鄉村建設“新禮俗”：既堅守“中國固有精神”，又吸納“西方文化的長處”

梁先生又一再申述，他所主張的鄉村建設，並不是簡單地恢復中國鄉村傳統“禮俗”。因為，他主張的鄉村建設，需要“建設新的禮俗”。“新禮俗”應有新的內容，“建設新禮俗”需要新的實踐途徑：

我們講新的建設，就是建設新禮俗。那麼，所謂新禮俗是什麼？就是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為具體事實的溝通調和(完全溝通調和成一事實，事實出現，我們叫他新禮俗)，不只是理論上的溝通，而要緊的是從根本上調和溝通成一個事實。此溝通調和之點有了，中國問題乃可解決。

從梁先生的這種論述來看，他主張的“新禮俗”建設，大體上涉及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肯定中西文化各有其長，在理論上使二者“溝通調和”﹔二是將思想理論上的“溝通調和”付諸實踐，通過實踐，使這種“溝通調和”成為“事實”，從而實現在中國鄉村建設“新禮俗”的理想與目標。換言之，梁先生所理解的“新禮俗”建設，其要點在：既堅守“中國固有精神”，又吸納“西方文化的長處”。

總之，梁先生主張以中西融合的方式建設“新禮俗”，以重構中國鄉村的社會組織，恢復中國鄉村的社會秩序。但是，他追求的鄉村“社會組織構造”，始終“是一個倫理情誼化的組織，而又是以人生向上為目標的一個組織。”在梁先生看來，中國的鄉村建設，雖需吸納西方文化之長，但主要途徑仍在恢復中國鄉村“教化”、“禮俗”、“自力”統一的文化傳統，確立中國鄉村社會“組織構造”的“根”。恢復中國鄉村固有傳統，則應特別“看重人生向上”，重視“自力”，提升生活的“志氣”。梁先生在論及中國傳統的“鄉約”時曾說：“我們要知道鄉約的主要之點，就是立志。必須從立志開頭，才能有鄉約﹔必須把人生向上之意提起來，才能有鄉約﹔所以我們的鄉運也要從發願來。”梁先生主張“我們的鄉運也要從發願來”，即是強調在鄉村建設中，必須“立志發願”，注重“自力”。因為，在鄉村建設中，隻有依靠“自力”，才會有新的“組織構造”，才會有新的“社會秩序”，也才會有“新禮俗”與“新生活”。換言之，在梁先生看來，隻有自覺地發揮人的主體性力量，使中國鄉村的固有傳統重新煥發生命活力，才能達成中國鄉村建設的實踐目標。梁先生當年關於中國鄉村建設的這些思考，不僅有自己前后一貫的思想路數，也具備自己始終持守的思想觀念，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色。這些具體的思想觀念與理論特色，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回溯、考釋與借鑒。

（作者為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