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話語權在外移中扭曲

西方史家多以其現代史學為具有所謂“普世價值”的學問，亦自以為彼所研究的中國史也優勝於中國學者，而不少中國學者也往往以為“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所以凡西洋學者所寫的有關中國之書，不論優劣都受重視，樂於翻譯引進。洋人研究中國歷史或有身不在廬山的優勢，但若憑其文化的偏見、理論的偏執以及雙重標准而放言高論，豈能盲從？例如名重一時的美國漢學家史景遷著書立說，論明代張岱，卻不能卒讀張氏文，謬誤百出，而海峽兩岸競出譯本，洛陽紙貴。甚至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美國年輕學者裴士鋒妄指湖南人不是中國人，而此謬論也有人急於譯成中文。

所謂“清朝不是中國的朝代”，其說乃是戰前日本學者“滿蒙非中國論”的翻版

近年所謂“新清史”的流行，尤令人關注。其說直指大清非中國，華語世界竟有不少學者也認為應該虛心向外人學習這種論調，且有覺其新穎而從風者，甚至還認為是了不起的新發現，無不顯示人文自主性或歷史解釋權之喪失。吾人須知所謂“新清史”，實欲以后現代解構理論，顛覆大清為中國朝代的舊清史。以彼所見，清帝國乃中亞帝國而非中華帝國，而中國不過是清帝國的一部分。

沒有料到，“新清史學派”的領軍人物歐立德（Mark Elliot）居然自承是“跟隨岡田英弘教授學習”，在其書裡也提到了受日本學者的啟發有多大。啟發歐立德的岡田英弘，就是《從蒙古到大清》一書的作者，他不認為元、清是中國的朝代，所以中國不應承繼元、清的疆域。他說忽必烈建立蒙古帝國一部分的元朝，元順帝敗退蒙古后，元朝並未亡國而是進入北元時代。大清建國之初便繼承了北元，而后征服了明朝的領土。簡言之，大清所繼承的是蒙古而非明朝。這就是岡田之書的核心論點，而“新清史”論者顯然認同此一核心論點。其用心就是要質疑中國的疆土，還看不明白嗎？

“新清史”論點的主要依據何在

“新清史”論者必須要質疑“漢化說”，因“漢化”涉及清朝的本質。柯嬌燕拒絕漢化之說最激烈，她痛斥此詞“觀念不清，思維乏力，在實際的歷史研究上沒有價值”。哈佛中國史教授包弼德也認為“漢化”用詞不妥，建議以“文明化”來替代“漢化”。然而所謂“文明化”之“文明”非即“漢文明”乎？然則，所謂“文明化”豈不就是“漢化”的代名詞，又何必多此一舉？

大清盛世號稱“中國風”，但歐立德欲以“滿洲風”代之，認為“漢化”淡化了征服王朝在歷史上的角色，滿漢之間的文化差距雖然逐漸縮小，然而族群界限卻愈來愈嚴，所以必須要去除“漢化”在中國歷史書寫上的核心地位。他批評漢化論者忽視了基於相同背景而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承擔本族共同命運的族群意識與我族認同。此即歐立德所謂的“族性主權”（ethnic sovereignty）論，認為其重要性超過儒教的正當性。他說滿族靠“軍事”與“威嚇”以少數統治多數，意在劃清滿族征服者與漢族被征服者之間的明確界限，使之壁壘分明，以便說明權力完全掌控於滿人之手，與中國無關。如果“族性主權”可通，美國的黑人也擁有國家主權嗎？其實族性認同與國家認同並不矛盾，不同族群隻認同一個國家的主權，中、美以及其他多民族國家皆如此。

清帝不是中國的皇帝嗎

歐氏以及許多歐美人堅持說，漢人才是中國人，因他們不認為中國是多民族國家，所以歐立德才會說：乾隆是“非中國人的中國統治者”（non-Chinese ruler of China）。但是清帝自稱是中國的皇帝，不僅崇儒，對孔子有前所未有的尊敬，使儒家經典以及各類文集大量流通，清朝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儒教化的朝代。中國台灣學者甘德星曾用四份康熙遺詔，駁斥“清帝不是中國皇帝”的說法。他說遺詔是國家權力轉移的關鍵文書，顯示了滿漢一體意識。從遺詔內容可知，康熙自稱是中國皇帝，滿文譯本亦不作“汗”，而作“皇帝”，他是“中國至聖皇帝”，或“統馭天下中國之主”，他所統治的都是“中國之人”。更不必說康熙在遺詔中一再引用漢典，將“滿清納入中國王朝的歷史系譜之內”。所以，大清即中國，其重心在關內漢地，康熙是以漢地為中心的中國之主，而並非以中亞為軸心。康熙如此，之前的順治與之后的雍正、乾隆諸帝，亦復如此。

歐立德有一大哉問：“如果滿洲人如此認為是中國人，雍正皇帝何必要花時間發表《大義覺迷錄》，來昭告每一個人？”歐氏顯然誤讀了雍正皇帝的意思，雍正的用意有二：一是極力駁斥他失德的謠言(取皇位不當，流言來自他的兄弟)，因有德者即合法，才合乎儒家仁德的理想。二是強調夷夏一家，論証滿清統治中國的合法性，明言華夷之別猶如籍貫之不同。至於誰主天下，有德者即有其位， “蓋德足以君天下，則天錫佑之，以為天下君”。雍正如此明白說要“為天下君”，就是要做合法的中國皇帝，如果不認同中國又從何說起呢？

無論滿、漢，族群認同並不影響國家認同

歐立德強調八旗制度，說是“為維持滿洲的族性認同，以及持續大清統治扮演了充滿生命力的角色”，以彰顯滿族國家的特性，並掩蓋中華帝制的屬性。其圖謀勢必會碰到史實的鐵板，早在1936年孟森已發表有關八旗制度的長篇大論，文中一再提到清太祖努爾哈赤所創之八旗制度，以八旗平列，為其所定的國體，全國“盡隸於八旗，以八和碩貝勒為旗主，旗下人謂之屬人，屬人對旗主有君臣之分”，所以八旗可以說是像聯邦制的“聯旗制”，而各旗之屬人除女真族之外，也包括蒙古族、漢族、俄羅斯族、維吾爾族、藏族等，並不是歐立德所謂的“族群認同”，而是認同旗主，是一種君臣的封建關系。然而，當滿清入關稱帝后，這種封建國體無法適應大一統的帝國。清帝為了君臨天下，創宇內一統的局面，不得不破八旗原有的立國精神，因八旗共治、八王議政與推選之制實在有礙皇帝之至尊。

對清帝而言，除仰慕漢文化之外，漢化更有實際的政治需要。歐立德視而不見，強以為直到20世紀八旗始終是“純正的制度”，更亟言八旗與滿洲族性與認同的關系，居然想要否定后現代極端理論都不敢拒絕的基本史實。事實上，無論滿、漢，所認同者非其族群，乃大清皇帝及其所承襲的中華帝國，國號曰清，所以族群認同並不影響國家認同。大清向西擴張也是靠大一統國家的實力，大清國的根本在中原，國都在北京。

乾隆毫不含糊將其本朝(清朝)視為四千余年中國歷史的承上啟下者，中華史學傳統之執行者，以大一統為中國正統之繼承者

乾隆皇帝更以中國歷史為己任，自稱“春秋者，天子之事”，推崇中華正統的《通鑒綱目》，並修成《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一書，將“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全書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系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覽是書者，凜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乾隆毫不含糊將其本朝(清朝)視為四千余年中國歷史的承上啟下者，中華史學傳統之執行者，以大一統為中國正統之繼承者，並強調大一統政權就是“為中華之主”。

乾隆時代編撰的《太祖武皇帝實錄》，不僅將未入關的始祖努爾哈赤冠以中國皇帝的廟號，稱之為清太祖，而且在實錄中並不諱言他曾向大明稱臣，以及努爾哈赤曾接受明朝龍虎將軍封號的事實。乾隆也曾重修遼金元史，並沒有視之為征服朝代或外來政權。所謂重修，“在改正人、地、職官、氏族等音譯，而不改動文字”。最主要的，重修后的遼金元三朝歷史，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也就是說，由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即乾隆所謂的“海寓同文”，滿清一朝又何曾自外於中國？

中外學者如不明就裡，不讀原文，就附和“新清史”之說，贊美其主張利用滿文資料，殊不知清史專家早已用之﹔欣賞其中亞視角，殊不知其意在以邊疆為中心，否認大清是中國的朝代﹔以漢化為老故事而不願談，殊不知正中其凸顯所謂“族群主權”之用意。“新清史”主要論點，貌似欲顛覆並不存在的中國中心論，其實際意圖則為切割滿漢減縮中國，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學術的霸權，甚至隱含質疑中國既有疆域之陰謀。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座教授。欲了解更多詳情，請參閱《國際漢學》第15期《新時代的歷史話語權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