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對黨的領導理論的創新

黨的十九大，全球矚目，萬眾關切。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開幕式上所做的政治報告，不僅高度回應了這種關切和期待，而且還帶給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更多的驚喜、振奮和鼓舞，在國際上也引起巨大反響。這是一篇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文獻，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新時代宣言。特別是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重大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不僅實現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重大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而且同時形成了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領導理論體系，實現了黨的領導理論的發展和創新。新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領導理論與實踐的創新和發展，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

一、實現了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的有機統一

黨的十九大對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的辯証關系做出了更清晰更科學的闡述，達到了偉大事業和偉大工程之間的事理圓融，實現了領導主體和事業客體的良性互動。這種良性互動的過程就是不斷實現黨的領導的動態過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干的偉大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導做這個偉大事業的指導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要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做好，就必須有中國共產黨科學的堅強有力的領導 ﹔而隻有依靠黨的建設的真實功夫才能保証黨的堅強有力，也才能保証黨的領導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的“打鐵還需自身硬”就是這種關系最生動的詮釋。

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的有機統一，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命運一體特征的集中體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解放、國家民主富強的真實寫照。自世界進入政黨政治以來，在一個國家民族歷史上出現舉足輕重的大黨可謂不少，但大多數要麼曇花一現，要麼時過境遷，即便是對一個民族曾經起過決定性影響的黨，比如蘇聯 共 產 黨， 也 不 過 是“成 也 蕭 何 敗 也 蕭 何”，很難與國家民族同體共命。而中國共產黨則完全不一樣。在世界政黨政治舞台上，可以說是最為獨特的一個大黨。其特殊的品格和精神鑄就了黨與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命運一體的特征。從中共孕育誕生一直到今天，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命運就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這也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特殊重要性，決定了隻有通過黨的建設才能保証黨與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建學理邏輯必須首先在理論上廓清黨要領導人民做什麼事情、如何做好這些事情，以及要做好這些事情需要一個什麼樣的中國共產黨、如何通過自身建設建成這樣一個黨。這就是我們黨總結出來的”緊緊圍繞黨的政治路線進行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的重要經驗。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在孜孜求解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大而艱難的課題。比如面對中華民族自 1840 年以來的苦難現狀，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要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解決中國問題？中國革命與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有什麼不同？與蘇俄社會主義革命有什麼不同？與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又有什麼不同？中國革命內在規律是什麼 ? 如何遵循這種規律進行中國革命？等等。應該說，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中華民族獨有的大智慧大氣魄，成功地回答和解決了這些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課題。與此同時，也在給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提出一系列獨特、復雜和艱難的課題。這些課題如果得不到正確的回答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勝利同樣是不可能實現的。比如，要領導如此艱巨復雜的中國革命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嗎？既然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那麼這種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政黨領導才名正言順，而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怎麼可以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呢？這是非常棘手但又極其重要的重大問題，這個理論問題解決不了，就會出現下面非常尷尬的悖論 ：即中國共產黨費盡千辛萬苦找到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規律，但同時在理論上卻失去了領導中國革命的合法性。

面對這樣的理論困局，中國共產黨有兩條路可走 ：第一是為了得到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而否定我們自己探索的正確結果，放棄中國革命性質屬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判斷。但這種不實事求是的事情，中國共產黨是不會做的。第二就是歷史的實際進程所展示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運用中華民族的大智慧，提出”兩個先鋒隊統相一“的黨建目標，把中國共產黨不僅建設成為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而且同時建設成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辦法就是通過”重視從思想上建黨“，使中國共產黨成為既具有無產階級的階級純潔性特質，同時又具備中國社會和中華民族最廣泛代表性的品格。隻要通過黨的建設實現了兩個先鋒隊的統一，黨就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輝煌勝利，驗証了中國共產黨人卓越的理論領導能力，印証了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黨的領導理論和實踐的巨大成功，也証明了必須緊緊圍繞中國革命進行黨的建設、必須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建設良性互動中把握黨的建設的內在遵循。

在成為全國執政黨以后，特別是 1956 年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新的問題同樣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首先就是要回答和解決什麼是中國的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規律是什麼？經過曲折艱辛的探索，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回答和解決了這一重大課題，找到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執政黨建設方面，同樣在經歷了曲折艱辛的探索之后，初步回答和解決了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黨、怎麼才能建設成功這樣一個黨等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以后，無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還是執政黨建設偉大工程，都取得了理論和實踐的巨大成就，形成了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從來黨的建設都不是就黨建說黨建，從來黨的建設都是緊緊圍繞黨的政治路線和中心工作進行的，從來黨的建設都是與我們黨所領導的偉大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是黨的建設寶貴的歷史經驗，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規律和特點的體現。因此，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必須首先通過全面加強黨的建設來不斷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如果黨的建設不過硬，是寬鬆軟的，那就無法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不會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也不可能有什麼堅強有力的領導，更不可能領導和帶領人民群眾把偉大事業做好。而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效果好與壞，最終要落腳到黨的領導力和號召力是不是得到了加強，是不是能夠確保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因此，我們黨要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時代先鋒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脊梁，始終成為合格的中國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必須通過黨的建設做到自身始終過硬。

二、把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認識高度

今天我們對黨的領導的理解與過去對黨的領導的一般理解有很大區別。過去談黨的領導一般指的僅僅是黨對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很少提及我們黨對自身建設的領導。現在看來，這是黨的領導理論不夠健全和完善的所在。黨如果對自身建設沒有堅強有力的領導，各級黨的組織對黨的建設如果不重視，或者是說起來重要、忙起來不要，把經濟建設招商引資作為硬指標，把黨的建設當作虛指標，黨的建設長期處於“寬鬆軟”的軟弱無力狀態，最后的結果一定是黨的建設這個根本性的也是基礎性的工程沒有做好，最后經濟建設也不可能持續搞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更不可能成功。這就進一步突出了第一部分講的黨的建設、黨的領導和黨的事業有機統一關系的重要價值。

習近平新時代黨的領導理論的突出特點，也是對黨的領導理論的重大貢獻，就是把黨的領導首先界定為黨對自身建設的領導，並把黨對自身建設的領導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認識高度。強調黨的領導對黨的建設特別是對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性，指出全面從嚴治黨的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

過去黨的自身建設中出現的管黨治黨寬鬆軟問題，根本上是黨對自身建設領導弱化的問題，是沒有履行好各級黨組織的政治領導責任的問題。因此，加強黨對自身建設的領導，必須全面落實從嚴治黨責任。這是全面從嚴治黨能夠落地生根開花結果最直接的動因，也是全面從嚴治黨敢管敢嚴、真管真嚴、長管長嚴的基本保証。

從嚴治黨從建黨到現在 90 多年，我們黨任何時候都在強調。特別是改革開放開始到黨的十八大召開，不能說我們黨不重視從嚴治黨。很多從嚴治黨的道理都講到了，也講得非常好，包括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 ﹔包括從嚴治黨的現實意義、歷史意義、對黨和國家命運的特殊重要性 ﹔包括一定要怎麼做、務必要怎麼做、必須要怎麼做的原則要求等等，但到了具體執行的時候有些人就不這麼做，我們很多監督機構也不能拿這些人怎麼樣。這就是長期以來我們黨存在“一手軟、一手硬”的陳年痼疾一直得不到有效治愈的最直接原因。一句話總結就是，問責不到位，違紀違法的人得不到應有的嚴厲的及時的懲處。時間一長，就如同黃炎培先生當年對毛主席談的那樣，懈怠之風由少數演為多數，待大的風氣養成，雖有大力也無法扭轉了。

為什麼一些地方黨組織和黨的一些領導干部在如此重大的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問題上敢搞寬鬆軟，而不敢嚴緊硬，直接的原因就是當地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成效好壞，與其政治命運沒有直接挂起鉤來。也就是說，導向不明確，一個是責任不清、問責不力 ﹔一個是政績不明、激勵缺失。所以，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黨對自身建設的領導，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從全面落實從嚴治黨責任開始，做到了如何問責，做到了如何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