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實推進實體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這表明，高質量發展階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努力提升實體經濟供給質量，扎實推進實體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1.中國實體經濟增長取得的巨大成就

多年來，重視實體經濟的發展一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和政策導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論經濟發展到什麼時候，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發展、我們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經過改革開放以后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中國已經從一個農業經濟大國轉變為工業經濟大國，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以后總體經濟進入工業化后期。中國已積累了龐大的工農業生產能力和巨大的物質財富，成為一個真正的世界性實體經濟大國。

黨的十八大以來，雖然步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出增速趨緩、結構趨優的態勢，但2013年至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2%，仍遠高於同期世界2.5%和發展中經濟體4%的平均水平。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2016年中國GDP為11.2萬億美元，佔世界總量的14.9%，比2012年提高3.4個百分點。如果將實體經濟分為核心實體經濟（制造業）、主體實體經濟（工業、建筑業和第一產業）和全部實體經濟（除金融業、房地產業以外的國民經濟）三個口徑，到2016年，核心實體經濟總量已經達到24.8萬億元人民幣、主體實體經濟總量達到36.1萬億元人民幣、全部實體經濟總量更是達到了63.4萬億元人民幣。2012年至2015年，雖然經濟增速趨緩，但核心實體經濟年均增速也達8.9%，主體實體經濟年均增速達到7.0%、全部實體經濟年均增速達到7.4%。從主要實體產品生產能力看，中國主要工農產品產量一直都位列世界前茅，其中粗鋼、煤、水泥、化肥等工業品和谷物、肉類、花生、茶葉等農產品的產量穩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至2016年，中國鐵路運營裡程由9.8萬公裡增加到12.4萬公裡，中國高速鐵路運營裡程由不到1萬公裡增加到2.2萬公裡以上，中國公路裡程由424萬公裡增加到470萬公裡，其中高速公路裡程由9.6萬公裡增加到13.1萬公裡，這些指標都位居世界第一位，其中高速鐵路運營裡程甚至超過第2位至第10位國家的總和﹔2013年至2015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居世界第一位，佔世界的比重從2012年的10.4%提高到2016年的11.5%。

各個口徑的指標都表明，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實體經濟進一步發展，綜合實力進一步顯著增強，世界性實體經濟大國地位進一步加強。正是在世界性實體經濟大國地位的有力支撐下，中國順利開展了“一帶一路”建設、精准扶貧等重大工作。

2.中國實體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表現

在充分認識到經過改革開放后的高速發展中國已成為世界性實體經濟大國，黨的十八大以來實體經濟又取得新發展成就的同時，還必須看到，伴隨實體經濟規模迅速擴張，實體經濟發展也積累了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實體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日益顯現，龐大的實體經濟總量與低水平的實體經濟質量呈現巨大反差。一方面，實體經濟自身存在供需結構的不平衡，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高質量的實體經濟供給尚不充分﹔另一方面，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發展不平衡，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質量提升的支撐服務不充分，整體經濟呈現出“脫實向虛”的傾向。這兩方面互為因果，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實體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

具體到實體經濟核心部分的制造業，其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問題為大而不強，呈現出中低端和無效供給過剩、高端和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構性失衡。從產業結構看，制造業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不夠，鋼鐵、石化、建材等行業的低水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並長期存在，“去產能”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之一﹔傳統資源加工和資金密集型產業佔比還比較高，高新技術制造業佔比還比較低﹔主要制造行業長期鎖定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中低端，附加值較低﹔產業融合能力還有待加強，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水平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從產業技術能力看，“工業四基”能力還有待提升，傳統制造業中的關鍵裝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軟件嚴重依賴進口和外資企業生產，一些重大核心關鍵技術有待突破，新興技術和產業在全球競爭中的制高點掌控不足。從產業組織結構看，制造業產業組織合理化程度有待提升，存在相當數量的“僵尸企業”，優質企業數量不夠，尤其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企業幾乎沒有。雖然從資產規模、銷售收入等規模指標看，中國已涌現出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但這些企業更多是規模指標佔優，在創新能力、品牌、商業模式、國際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顯的短板和不足，與歐美國家的世界500強存在明顯差距。從產品結構看，產品檔次偏低，標准水平和可靠性不高，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的供給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夠。中國出口商品已連續多年居於歐盟、美國通報召回之首。在全球知名品牌咨詢公司Interbrand發布的2016年度“全球最具價值100大品牌”排行榜中，中國制造業產品品牌隻佔有2席。

從虛擬經濟與全部實體經濟發展關系看，實體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問題是金融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持和服務不夠。近些年，相比虛擬經濟，實體經濟總體投資回報率較低，一方面是因為實體經濟質量不高，另外也有實體經濟稅收負擔重、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等原因，還有金融監管機制和資本市場機制不完善、房地產市場缺乏長期有效穩定機制等原因，這都在主觀和客觀上強化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回報存在的極大反差，進而導致虛擬經濟傾向於偏離實體經濟，在體內自我循環，造成在貨幣投放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實體經濟發展卻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局面。這表現在實體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日益降低，實體經濟主體部分下降最快，2011年至2016年下降了7.4個百分點，實體經濟核心部分佔比也下降了將近2.0個百分點，全部實體經濟下降了2.8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虛擬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迅速提升，2011年至2016年提高了2.8個百分點，其中金融業佔比迅速提高了2.1個百分點，而且2015年和2016年連續兩年佔比都達到8.4%左右。

化解上述實體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解決實體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提高實體經濟供給質量，推進實體經濟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不僅是實體經濟自身優化升級的需要，更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對於一個處於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而言，之所以容易陷入經濟長期低迷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在這個階段存在上述由實體經濟發展不能夠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引起的效率損失，這是工業化進程中從高速度工業化向高質量工業化轉換過程的“效率鴻溝”。“效率鴻溝”的存在，加大了經濟危機發生的概率，要跨越這個“效率鴻溝”，避免經濟危機，並非易事。世界工業化史表明，許多國家因無法實現這個轉換，開始“過早地去工業化”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隻有為數不多的后發國家真正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些國家成功的經驗是，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實體經濟發展質量，從而促進整體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因此，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化解實體經濟高速增長積累的結構性矛盾，提高實體經濟的供給質量和效率，是決定中國經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3.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導向

第一，深化工業化進程，推動從高速工業化向高質量工業化的戰略轉型。中國快速工業化進程總體已步入工業化后期，產業結構正面臨著從資本密集型主導向技術密集型主導的轉變，加之新一輪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世界各國都在加速競爭高端產業的主導權，因此，無論是中國自身的現代化進程還是大的國際環境，都要求中國從快速的工業化進程向高質量工業化進程轉變。具體而言，高質量工業化必須是與信息化深度融合、促進實現農業現代化、與城市化協調發展的新型工業化。推進高質量工業化，當務之急是通過《中國制造2025》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通過鄉村振興戰略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加大工業化對農業現代化的支撐力度，處理好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系，讓城市化進程真正發揮對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需求引導作用。高質量工業化必須是以大力發展綠色制造業為先導推進的可持續工業化，通過開發綠色產品、建設綠色工廠、發展綠色園區、打造綠色供應鏈、壯大綠色企業、強化綠色監管等措施，構建現代綠色制造體系，進而推動整個工業化進程的可持續性。高質量工業化必須是協調、包容的工業化，高質量工業化進程應該能協調各區域生產要素配置，促進生產要素跨區域有效流動，化解資源配置在地區間不平衡、不協調的結構性矛盾，同時還有利於促進收入分配的公平。

第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中國實體經濟供給質量的不斷提升。一是要以提高制造業創新能力和促進制造業產業結構高級化為目標，積極化解產能過剩，實施《中國制造2025》，提高制造業智能化、綠色化、高端化、服務化水平，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制造業產業體系。二是以提高制造產品附加值和提升制造產品質量為基本目標，以激發企業家精神與培育現代工匠精神為著力點，全面加強技術創新和全面質量管理，生產出具有高品質、個性化、高復雜性、高附加值的產品，進而提升產品適應消費結構升級變化的能力。隻有一批具有創新精神、專注實體經濟發展的企業家，與大批精益求精、不斷創新工藝改進產品質量的現代產業工人，二者有效結合才能制造出更多高附加值、高質量的產品，創造出更多世界著名品牌，從而提高產品供給質量。三是以提高企業整體素質為目標，積極有效處置“僵尸企業”，努力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企業。世界一流企業，是在重要的關鍵制造領域或者行業中，長期持續保持全球領先的市場競爭力、綜合實力和行業影響力，並獲得全球業界一致性認可的企業。在新一輪全球化和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國必須加速培育自己的世界一流企業。

第三，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完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環境。一是有效協調競爭政策和產業政策，發揮競爭政策的基礎作用和更好地發揮產業政策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政府應更多地把政策重點放在培育科技創新生態系統上，做到促進戰略新興產業發展與傳統產業升級改造相結合，促進傳統制造業與互聯網的深度融合，促進中國實體經濟新舊動能平穩接續和快速轉換。二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強化國家質量基礎設施（NQI）的建設和管理，切實提高制造業行業共性技術服務、共性質量服務水平和創新能力。三是積極建立有利於各類企業創新發展、公平競爭發展的體制機制，完善保護知識產權，努力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促進各種所有制的大中小企業共同發展。四是進一步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圍繞降低企業養老保險、稅費負擔、財務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事項進行一系列改革，出台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營造有利環境，鼓勵和引導企業創新行為。五是更加重視培育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互相促進的公平競爭環境，形成工業和服務業良性互動、融合共生的關系，加快生產性服務業改革開放，構建創新驅動、效率導向的現代產業體系。六是深化金融和房地產發展的體制機制，在“虛實分離”的常態中堅持“實體經濟決定論”，從體制機制上扭轉“脫實向虛”趨勢，將風險防范的工作重點從關注金融領域的風險轉向關注長期系統性經濟風險。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