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新特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中強調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10月19日，習近平同志參加黨的十九大貴州省代表團討論時強調，要深刻學習領會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新特點。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特別強調要深刻學習領會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新特點，是由於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歷史性變化，社會主要矛盾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發展的全局。

從唯物史觀看分析社會主要矛盾的方法論

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唯物史觀，本質上是為人們從根本和總體上分析時代發展狀況、社會歷史發展狀況提供一種框架。這在他們所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得到最為集中的體現。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們所創立的新的歷史觀是從現實的個人出發的。這個現實的個人是有生命的個人，即具有肉體組織需要的個人，這樣的個人要“生活”，就要滿足個人的肉體組織“需要”，這講的是“需要方”﹔而要滿足個人的肉體組織即衣食住行或吃喝住穿的需要，即人要活下去，與動物不同，就必須進行物質生產。這裡的生產，顯然是針對人的“需要”而言的，是以“供給方”出現的。一些動物也進行“生產”，但人的生產與動物的“生產”不同，動物靠的是本能和自然界的恩賜，既缺乏創造性，也沒有結成“生產”過程中的關系，它永遠進行的是一種固定的“生產”模式，不具有未完成的開放性。人的生產則不同，它既要在生產過程中結成所謂的“生產”關系，又具有其“創造力”，即生產“力”。這就涉及並要解決好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關系。由此，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研究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運動及其歷史發展過程，從而揭示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最后創立了唯物史觀。所以，唯物史觀是在研究人類歷史中最根本、最本質、最普遍的活動，即人的需要和生產供給之間的關系及其內在矛盾運動和歷史發展過程而產生的，它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從需要和供給的關系入手分析社會歷史發展狀況的總體方法論框架。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的核心思想是：“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其中所講到的“生活”“生產”就分別是“需要”和“供給”，而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就是在揭示人們的生活和生產、需要和供給之間的關系及其內在矛盾運動過程中發現的。

社會主要矛盾在根本或本質上，講的就是需要和供給之間的矛盾關系，就是圍繞需要和供給之間的矛盾關系來確定的。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和”之前，講的是“需要方”﹔“和”之后，則講的是“供給方”。因此，唯物史觀是分析社會主要矛盾的哲學方法論。

社會主要矛盾的需要和供給及其關系，體現整個時代發展、社會發展狀況

實際上，整個人類社會的一切活動從根本上、總體上都與需要和供給及其關系有關，需要和供給及其關系狀況從總體上、根本上體現著整個時代發展、社會發展狀況。

從宏觀來看，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歸根結底，是要解決人民的需要與供給之間的關系。比如，當今我們在經濟領域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政治領域，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他的執政理念，就是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在文化領域，一切文化活動都是為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在社會領域，我們所講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就是滿足人民群眾的民生訴求﹔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我們所講的理論研究成果要滿足國家發展的需要，講的也是國家需要與理論供給之間的關系，等等。

從中觀來看，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各個單位、各個組織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滿足社會的需要，服務黨和國家發展的需要。

從微觀來看，我們一切個人的活動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或滿足他人、社會、國家的需要。教師講課是供給方，學生聽課學知識是需要方﹔餓了去吃飯是“需要”，飯菜供應是“供給”﹔我們冷了“需要”穿衣，服裝就是“供給”﹔出差辦事“需要”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提供了“供給”﹔實踐“需要”理論指導，這是需求，理論指導了實踐，這是“供給”。

由此看來，要認識和把握時代發展、社會發展的總體狀況和根本狀況，就必須從人們的需要與供給之間的矛盾關系狀況入手：一要看整個社會人們的需要狀況﹔二要看整個社會的供給狀況﹔三要看整個社會供給滿足人們需要的狀況。把這三個狀況搞清楚了，整個時代發展、社會發展狀況也就搞清楚了，各種社會矛盾也就搞清楚了。

這樣來看社會主要矛盾，就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了。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指出：在現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貫穿於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決定了我們的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隻有牢牢抓住這個主要矛盾，才能清醒地觀察和把握社會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進各種社會矛盾的解決。這裡，“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講的是需要方，“落后的社會生產”講的是供給方。人民的需要狀況從“需要方面”反映整個時代發展、社會發展狀況，落后的社會生產從“供給方面”體現著時代發展、社會發展狀況，這種“需要和供給之間的關系狀況”也反映著整個時代發展、社會發展狀況。可見，要把握一個時代發展和社會發展狀況，就要從這個社會的人們的需要狀況、供給狀況、需要和供給之間關系的狀況入手。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性，從需要、供給、需要與供給之間的關系三個方面呈現出來了。

不僅如此，人們需要和供給之間的關系的重要性，還可從“主要矛盾——根本問題——根本任務——工作重點”的邏輯中體現出來：在“主要矛盾”中蘊含著“根本問題”，如在上述所講的主要矛盾中，“落后的社會生產”，就是當時整個時代、社會所存在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那個問題，歸根到底，落后的社會生產是最根本的問題﹔解決這一根本問題，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任務”，這裡，“根本任務”與所解決的“根本問題”是一致的﹔而完成“根本任務”，也就成為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

馬克思說，“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是“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馬克思把“問題”“呼聲”“時代”三者聯結起來，實質上是揭示出了“矛盾——問題——呼聲（任務）——時代”的內在邏輯聯系。由此，要抓住工作重點，就要圍繞根本任務來進行﹔要確定根本任務，就要捕捉根本問題﹔要捕捉根本問題，就要找到主要矛盾。

正因如此，1978年以來，我們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和任務都是為了集中解決社會主要矛盾，都是為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服務的。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歷史性變化及其新特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整個時代發展、社會發展從總體上呈現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搞清楚這個問題，是我們作出正確決策的基礎和前提。對整個社會存在作出准確判斷，對整個時代狀況、社會發展狀況作出正確研判，最根本的方法論和分析框架，就是要從人民的需要狀況、供給狀況、需要和供給之間關系的狀況入手。

我們先來看看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的“需要”的總體狀況（需要方）。應當說，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人民的衣食住行或吃喝住穿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均收入得到了很大提升﹔人民群眾的文化需要也得到很大改善。到2020年，我國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如此，當今，人民群眾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需要拓展了、拓寬了，人民的需求在質量上也升級了。這集中體現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再來看看黨的十八大以來整個社會的總體“供給”狀況（供給方）。今天，我國的生產總體上並不落后，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地，生產水平基本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甚至某些方面的生產水平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如高鐵、航天、北斗導航、網絡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然而，今天我國發展所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發展不平衡。東西部、南北部、各個行業之間、各個部門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發展不平衡現象比較突出，平衡和平衡機制存在較為嚴重的問題。二是發展不充分。這既體現在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是很高，也體現在中國制造需要向中國創造、中國智造升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正是基於這種分析和判斷，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依據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特點，從全局上謀劃黨和國家發展的工作重點

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從總體上反映當今我國時代發展、社會發展狀況以及發展水平，反映我國發展全局的狀況。我們必須緊緊圍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狀況及其特點，找到在發展上所存在的根本問題，這實際上就是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進而，我們要把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任務和工作重點，我們黨和國家發展的一切工作都要圍繞這一根本任務和工作重點來進行。隻有這樣，才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發展的整體轉型升級，迎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才能擔當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才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才能避免出現顛覆性的錯誤。由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指出：“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作者：韓慶祥，中央黨校校委委員、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科研部主任，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體學習主講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