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並舉提升決策失誤問責實效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黨政領導干部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相關文件的出台，為新形勢下黨政領導干部決策失誤問責提供了制度依據。要從規范決策程序、明確問責主體、細化問責內容、開展決策失誤評估、嚴格問責執行方式、加強配套辦法制定等六個方面精准發力，聯動配合，不斷提升黨政領導干部決策實效。

規范決策程序

程序化決策是能夠規范決策行為，保障決策科學的有效辦法。重大決策都是由一系列相關的程序銜接形成的，如果能夠做到決策程序的每個關口科學規范，那麼決策失誤風險就會大大降低。在決策目標的選取階段，要特別注意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整理，防止決策信息缺失和決策信息不透明﹔在決策方案的設計和論証階段，要建立多種形式的民意調查和反饋機制，要把重大事項向社會公開，廣泛調查民情、傾聽民意，還要召集相關利益群體的決策聽証會，以及專家學者組成的論証會，以預估決策可能帶來的風險，提高決策的可行性﹔在決策實施階段，要根據形勢的變化和相關執行機關信息的反饋，對具體決策事項適時進行修正完善。如果領導干部在以上幾個方面能做到決策環節的科學有效，將會大大減少決策失誤行為出現，反之，決策環節方面的表現，就將成為他在決策失誤發生后被問責的重要依據。

細化問責內容

以往對決策失誤問責的規定多存在內容界定不清，范圍涵蓋不廣，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強等問題。為此，有必要對適用問責的決策失誤情況進行明細。比如，可將決策失誤進行問責的情形界定為：黨政領導干部個人由於盲目隨意決策造成失誤的，要予以問責﹔個人專權造成決策失誤的，要予以問責﹔違反決策程序和法律法規規定的，要予以問責﹔為了追求政績、急功近利、謀取個人私利導致決策失誤的，要進行問責﹔在集體決策時，提出錯誤意見的也要進行問責，等等。這樣可把對社會造成重大財產損失、重大社會影響和不主動作為，甚至亂作為的各類行為納入問責范疇，提高問責的覆蓋面，讓黨政干部充分認識到“誰主管，誰負責”“誰決策，誰負責”，避免人人有權、人人不負責現象的出現。

明確問責主體

當決策失誤發生了並且予以確認后，那麼由誰對決策失誤的黨政領導干部進行問責，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由於對決策失誤問責涉及面廣，事項復雜，牽涉利害關系多，那麼能夠對決策失誤者進行責任追究的主體最好是官方的主體,而且是地位高於決策失誤者的主體，以權力去制約權力才能取得較好的問責效果。

成立問責領導小組。為體現重視，由各地各部門黨政一把手擔任組長，這個小組主要起到協調和組織的作用，增強決策失誤問責工作開展的權威性。

成立問責建議機構。這個機構主要由黨的紀委（包括合署辦公的監察局）的人員組成，工作職能是根據查明的決策失誤性質和問題的嚴重程度，出具問責意見和建議。

成立決策問責執行機構。因為很多黨政干部身份的多重性，也就造成追究責任時既有黨紀處分，又會有行政處分，嚴重的還要法紀處理。為此，要綜合紀委、人大常委會、檢察院和法院的力量進行處理。總之，通過明確責任追究主體，維護其權威地位，加強其進行決策失誤問責工作開展的領導力。

組建決策失誤評估機構

黨政領導干部決策失誤造成的損失有多大，問題嚴重程度怎樣，我們既要看問責建議機關的調查取証，同時還需要引入第三方機構進行評估鑒定。第三方評估機構應該是獨立於問責與被問責主體之外，既可以是官方性質的，也可以是非官方的，而且以非官方的組織為主，其從業人員往往具有黨政部門相關工作經歷，有相當的專業知識背景，熟悉各類黨紀條例和法律法規，具有較高職業素養。由於該機構是獨立的法人，從業人員具有經濟和社會地位的相對獨立性，與問責、被問責主體都沒有太多利益關聯，所以選取其進行決策失誤評估對於提高辦案透明度，提高可行性和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進行決策失誤調查時，問責處理機關還會根據掌握的材料和第三方機構出具的評估報告，向決策失誤責任人進行審核，決策失誤責任人如果對相關調查結果不滿意，或者認為違背事實的，本人還可以就某些事項進行申訴，合理的意見將作為減輕處分的依據，如果沒有事實証明評估報告的不當之處，就應該嚴格按照評估報告進行問責。這種引進第三方的評估模式，既解決了辦案方涉及利害關系放不開手腳、有時難以做到公正的問題，又可以解決被問責者的心理質疑，可謂是一種問責雙方和社會大眾都能接受的較好方式。

嚴格問責執行

再好的問責制度，如果不能執行也將是一紙空文，起不到應有的震懾作用，達不到提高決策科學性和規范性的目的。為此，要對造成決策失誤的黨政領導干部進行積極問責，嚴格問責執行方式。當然，由於造成決策失誤的原因多樣，損失程度不一，相對應的問責方式也有不同的針對性。

在《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宏觀界定的通報、誡勉、組織調整、紀律處分等原則性規定基礎上，進一步優化細化。對於那些因客觀原因或者過錯程度比較輕微的決策者，主要是從批評教育的方式進行處理，如責令作出檢查或者公開道歉、通報批評﹔對於因領導不力、措施不得當造成決策失誤的黨政干部，對其要作出扣除績效薪金、降級、責令辭職等處罰﹔對於由主觀臆斷、謀求私利等原因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要對其進行撤職、賠償經濟損失等懲罰﹔對於決策失誤造成人民生命財產受到較大損失、社會影響極為惡劣、涉及違法犯罪的，還要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另外，對那些因決策失誤造成群體性事件的，事件曝光后弄虛作假、隱瞞事實真相的，干擾阻礙決策失誤問責調查的，對檢舉控告人進行打擊報復的情況等，要對決策失誤責任人從重懲處。通過對決策失誤責任人的嚴格問責，形成強大威懾氣場，使得黨政領導干部提高對科學決策的重視，減少決策失誤行為的發生。

完善配套辦法

問責的目的，不僅在於懲戒，更在於強化責任意識，更好推動工作持久高效。對此，應加強配套辦法制定，放大問責效應。一是建立被問責干部后續管理使用辦法，不搞一棍子打死，給他們“出路”，讓他們“東山再起”規范化、合法化，使其能夠更好地吸取經驗教訓，在以后的工作中發揮聰明才智。二是加快建立操作性強的容錯減責免責辦法。讓那些出於公心干事，因為不可抗力或者客觀條件限制，出現的失誤能夠被包容、減責甚至免責，切實解除一些黨政領導干部怕“因公受傷”的后顧之憂。三是高度重視推進依法問責。問責必須沿著法治化道路前進才有出路，才能長久。所以，各地各部門制定問責辦法、細則，確定黨政領導干部責任清單，必須注重與已有的法律法規、黨紀黨規等有機結合，做到依法確責、依法問責。四是注重問責的系統性建設。當前不少地方和部門的問責辦法不可謂不多，問責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是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問責呈現了“叢林化”“孤島化”“碎片化”，缺乏體系性、協調性，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當前的監督體制改革、政府職能轉變、權責體例設計等著手，解決問責的體制“缺位”問題，為問責提供制度保障。通過以上努力，真正達到為敢於擔當者擔當，為敢於負責者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