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資金不能總丟在“最后一公裡”

近日，安徽省紀委通報了7起扶貧領域腐敗問題的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六安市裕安區城南鎮關王廟村套取扶貧專項資金、宣城市旌德縣版書鎮版書村違規挪用扶貧資金及合肥市肥東縣白龍鎮快樂村黨支部原書記周華、村委會原主任張國勇等7人套取項目資金等問題。（4月19日中紀委網站）

這些典型案例各具特點，有的違規截留套取資金、有的優親厚友，但總體來看，這些問題都發生在基層村組，特別是一批村級書記、主任，還真就敢把扶貧資金往私人的兜裡揣，本應用於建設公共設施和發放到戶的專項資金，就這樣丟失在了通向貧困群眾的“最后一公裡”上。

近年來，扶貧領域屢屢曝出腐敗現象，2016年8月，中央紀委就首次針對扶貧領域腐敗問題進行專題曝光，懲治“利劍”直指基層。誠然，不少基層干部“摳”出了習慣，種養殖幫扶、基礎設施項目、“兜底”生活補助……找到空子就鑽、找到利益就佔，更有地方甚至出現了“扶貧羊”不翼而飛的咄咄怪事，著實令人震驚。其實，這些“蠅貪”所涉金額往往不大，但對於具體到某一個貧困戶來看卻是“致富錢”乃至“救命錢”，這些掌握著資金使用流向乃至分配權力的村干部，就這樣撬動了貧困群眾的“奶酪”，或雁過拔毛、或坐收坐支，手段多樣且隱蔽，稍有不慎就令其得逞。

事實上，很多“村官”職務不大，權力卻不小，各項惠民政策、各類資金補貼，層層下移的最后一站就是村組一級。“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落實到基層往往就必須結合實際情況進行安排部署，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既要依靠村一級開展工作，又常常缺乏有效的監管和細致的跟進，有的甚至“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了盡快推進目標任務遲遲不予重視甚至毫不作為，一些扶貧資金就這樣停在了基層“最后一公裡”，這些手握職權、熟悉情況、心存貪念的干部悄然動作，也就搖身一變成了坐食民利的“碩鼠”，甚至嚴重破壞了地方扶貧攻堅的“生態環境”。

因此，扶貧資金屢屢丟在“最后一公裡”，症結所在就是監督問題。當前，全面小康的“倒計時”越來越近，正是投入大量財力物力人力，推進扶貧精准化、實效化的有利時期，如若隻知開源不知控流，對資金下撥鏈條做不到環環相扣，必然還要出現更多腐敗，釀成的后果更是要用大量時間精力和財力物力來彌補。扶貧資金不是可以動的“唐僧肉”，更不是可以視為平常、一般對待的種類，倘若資金流向的“閘門”在最后一道關口失守，意味著貧困群眾的根本利益和政府部門的形象將大打折扣。

“千裡之堤，毀於蟻穴”，對涉扶貧領域的腐敗問題必須高度重視，循本溯源，找到監督缺失的“根”。信任不能代替監督，針對扶貧更是不能有一絲鬆懈，其實不難發現，越是監督力量薄弱的地方，越容易發生“雁過拔毛”、“小官巨貪”等典型案件，特別是涉及任務量較大、政策種類較多的貧困鄉鎮，稍不留神就讓不少村級干部撈了油水。監督的關鍵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有的放矢，在於善用“巧力”，有的地方之所以能夠有效減少或杜絕扶貧領域腐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於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做法，特別是從制度層面規范的資金監管方式，抓專項、抓個體、抓責任，層級分明、緊盯日常，尤其是縣市和鄉鎮兩級，必須從審核把關上入手，既要有“發放”更要有“反饋”，從機制上預防到位﹔有的問題出現從另一個角度講也是好事，一些地方黨委政府就用好了“殺雞儆猴”，找典型、抓負面，打掉一個牽出一窩，用實實在在的查處予以震懾，讓很多人收住了手，更向貧困群眾表達了清晰的從嚴信號，此后再有苗頭，處理起來也能事半功倍。

資金丟在“最后一公裡”也就等於監督丟在了“最后一道關”，從嚴查處是好事要事，但要有過硬的態度、過硬的舉措，絕不能屢屢寬限或輕易被蒙蔽。一些地方和有關部門是該好好找些正本清源的舉措了，切莫縱容一時、懶慢作為，還在以應付和被動之舉平添忙亂，在貧困群眾看來，監督失責的罪過也是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