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寶
2017年02月28日08:49 來源：光明日報
【編者按】當今中國知識“爆炸”與有效知識“短缺”並存，一方面西方知識理論、話語等的大量涌入，以及本土學術論文、著作乃至網絡知識的爆炸性增長，營造了“看似繁華”的知識體系﹔一方面立足中國特色，能夠總結中國經驗、指導中國實踐的有效知識供給嚴重不足，成為制約中國崛起的戰略掣肘。本文提出高校智庫作為重要的知識產出單位，其邏輯定位要從當下的“跟隨者”轉型為“引領者”，從而供給支撐中國實踐發展戰略需求的有效知識，具有啟發借鑒意義。
知識短缺時代的有效知識供給不足
2016年上半年，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鄭永年在《聯合早報》發表了題為“有效知識供給不足已經嚴重制約了改革成效”一文，提出了“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的觀點，並把改變這種“知識短缺”困局的希望寄托於當下的新型智庫建設，認為智庫要側重於中國知識建設，從而改變知識短缺的局面。如鄭永年所言，這種“知識短缺”所指向的正是解釋中國發展經驗、提煉中國發展模式、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有效知識供給不足。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是深刻指出當前智庫研究存在重數量、輕質量問題，存在重形式傳播、輕內容創新問題。這實質上，正是挑明了當前智庫研究支撐中國特色實踐的有效知識供給不足的核心命題。
在當今中國，有效知識供應不足不僅存在於經濟學界，更包括政治學、社會學等幾乎所有的學科。高層提出了一些改進中國制度體系的政策目標，但因為沒有足夠的政策研究，在實踐上不能到位。而這種狀況，在新型高校智庫發展領域也十分突出。
高層推動新型高校智庫發展以來，新挂的高校智庫“牌子”成倍增長，高校智庫的知識“產量”大幅提升，僅2015年，國內高校智庫的知識產出量達到4.3萬份咨詢報告，比2009年（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規劃要求高校“充分發揮智囊團、思想庫作用”前一年）的5679份增加7.6倍多，高校智庫的知識供給量急劇擴張，這與同時期高校智庫的數量大幅增加相一致。
這種快速的知識產出，大幅度提高了高校智庫的知識供給量，在某種程度上適應了當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研究需求，推動了國家及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但從“質”的層面觀察，我們又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數字”，2009年高校智庫知識供給的咨詢報告採納數為3347份，採納比例為59%，而2015年的採納數為2.2萬份，採納比例僅為51%，不但沒有增長反而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從深維的角度觀察，這種“質增”落后於“量增”的困局，主要根源於現行的以“短平快”為特征的高校智庫知識供給體系，沒有回應國家和社會發展轉型的戰略調整，難以支撐中國實踐發展的戰略需求。
“跟隨者”總是“滯后一點”
高校智庫知識供給體系呈現出“短平快”的特征，是因為傳統高校智庫發展的一個核心特征在於其“跟隨者”的定位及其邏輯慣性。從邏輯形態上看，傳統高校智庫的發展邏輯是一種“跟隨式”或“依附式”的邏輯，即依附於“行政權力”而存在，跟隨行政的決策步伐，顯示出強烈的行政主導的形態特征，也暴露出其雖“如影隨形”但始終“滯后一點”的制度性缺陷。
在“短平快”的知識供給狀態下，高校智庫喪失了政策研究的主體品格，政策研究的“知識產出”主要是圍繞政府提出的政策問題或意圖展開研究，其研究的立場和出發點在於服從或服務於政府的決策與政策推行，重心在於為政府的政策推行做前期准備並對實踐問題做預見性研究，形成的政策建議基本上是政府推動政策的闡述、配套、深化和推行的方法方式。
然而，伴隨“中國模式”與國際化、全球化的深度融合，我國當前改革全面向“深水區”推進，從形態上看已經進入了一種全面深化改革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時代的一個顯著形態，是政府的政策需求更趨向於戰略思維和長遠發展，這就需要更多的前瞻性、戰略性、預見性研究。這種形態特征的出現，不能僅僅簡單地認為只是一種需求的轉變，實質上這種形態的出現蘊含著深層次的邏輯轉變，意味著高校智庫發展邏輯已經發生重大變革。
“跟隨者”的高校智庫發展邏輯，知識供給的動能來源於“政府出題-智庫干活-政府採納”的發展路徑。這種發展模式下政府的政策需求往往是明確的，基本上處於政府要推動某項政策前后的聚合研究，目標明確，簡單直接，高校智庫知識供給路徑主要呈現以“獲得項目-產出知識”為表征的驅動模式。而處於全面深化改革時代，面對復雜的利益格局和形勢變幻，政府很大程度上已經沒有能力直接把握政策的定位和走向，政策研究需求更趨向於由專業化的高校智庫提供戰略性、前瞻性和預見性的有效知識供給。這就要求高校智庫實現由“慢一步”到“快一步”知識供給重心調整，以便最終實現政策的科學化和精准化，否則，簡單粗獷的政策推行，有可能導致重大的決策失誤，導致國家和社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要“快一步”就得成為“引領者”
從“慢一步”到“快一步”，高校智庫就必須由“跟隨者”切換成“引領者”，高校智庫要生存和發展必須有“真材實料”，有自己的“獨特見解”，需要面向未來，開展創造性研究。而顯然中國高校智庫大多並沒有深刻意識到這種邏輯變化對智庫發展帶來的影響和變革，這也導致當下高校智庫支撐中國特色實踐的有效知識供給不足，滯后於中國實踐的發展需求，推進高校智庫知識供給體系改革迫在眉睫。
那麼，高校智庫如何從“跟隨者”轉型成為“引領者”？借用1984年約翰·W·金登在《議程、備選方案與公共政策》中提出的多源流分析框架來觀察新型高校智庫知識供給的路徑轉型，我們會發現其核心使命在於打破“跟隨者”的思維慣性，以“引領者”的姿態，立足中國實踐，關注問題、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圍繞“研究中國問題、形成政策學派、聯動政治窗口”三條核心路徑，開展面向未來的戰略性、前瞻性和預見性的政策研究，大力推進中國特色有效知識供給體系的發展。
一是以中國問題為起點，提升精准的有效知識供給。立足中國實踐，研究中國問題，是新型高校智庫知識供給轉型的邏輯起點。進入21世紀以來，現代智庫的發展逐漸顯示出兩種流變，一種是“中國問題”逐漸成為國際智庫的研究熱點，一種是中國智庫開始在國際上嶄露頭角。兩種流變的核心背景在於“中國模式”在世界范圍的快速崛起，中國發展的硬實力在世界發展中已處於重要一極，在某種程度上研究中國問題就是研究世界性問題，而研究世界性問題，勢必研究與中國發展相關聯的問題。可以預言，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立足中國實踐，研究中國問題必將產出一批具有深遠政策影響的知識成果，從而催生世界一流的高校智庫。在此背景下，新型高校智庫知識供給的邏輯起點在於立足中國特色實踐，匯聚政府、社會、媒介等各類渠道信息，精准尋找和把握住“問題源流”，精准把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分析其根源，抓住問題的實質，提出對策和應對的方案。避免從理論到理論，從知識到知識，甚至習慣性從西方經驗中尋找直接“替代品”的思維慣性，切實立足中國實踐，豐富並拓寬知識供給的“中國土壤”，形成支撐中國實踐的有效知識供給體系。
二是以政策源流為核心，發展中國政策學派。“政策源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圍繞“問題源流”而產生的不同的並為高校智庫所恪守的“政策流派”，其具體體現為智庫恪守自身研究立場所提供的研究報告，包括新思想、新觀點、新知識。從中國發展的實踐觀察，指導並支撐中國實踐發展的有效知識供給，需要可持續的政策研究支撐。這種可持續性不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投機行為，而是要扎根某個領域或某個行業的“精耕細作”。中國特色實踐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決定了高校智庫知識供給的復雜性和系統性，既有中國的政策源流如何走向世界，形成“中國模式”或“中國方案”的需求，也有國內經濟社會改革及可持續發展的政策需求，或某行業、某區域的體系化政策發展需求，不同的政策研究需求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案”，需要可持續性的有效知識供給，需要形成專業化、深耕細作的政策學派，提出系統的“解決方案”和“行動計劃”。高校智庫要以政策源流為核心，圍繞某個領域的政策研究需求，做深、做細，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壟斷的政策研究學派，形成支撐中國實踐的政策學派。
三是以政治源流為關鍵節點，構建知識供給網絡。高校智庫知識供給的最終目的是要影響決策。在多源流框架中，高校智庫有效知識供給存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這個“關鍵的時間點”被金登稱為“政策之窗”，這些“窗口”是由緊迫的問題或是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打開”的。高校智庫要主動追蹤和高度關注“政治源流”的變化，洞察和把握“政策之窗”開啟的時機，否則“政策之窗”可能“稍縱即逝”。要發揮中國特色治理語境下高校智庫與政府機構制度化關聯的優勢，建構並優化與政府部門、社會組織的網絡關系，維持均衡對等的固定聯系渠道，形成有效的“政策源流”傳遞網絡，以便在“政策之窗”開啟時，有效地傳遞政策建議或研究報告，實現高效的對接與互動，建構一個網絡化的知識供給體系。
（作者：張宏寶 系華南師范大學現代大學戰略發展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本文系廣東省社科類社會組織課題“廣東新型高校智庫分層發展研究”部分成果，文中數據來源於光明日報智庫研究與發布中心《中國智庫年度發展報告（2015）》和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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