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書翰：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新成果

嚴書翰同志和網友交流“理論創新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016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對全國黨建研究會第六次會員代表大會所作的批示中，提出了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這一重大命題。這不僅是對國內高端研究智庫和理論工作者提出來的，也是向全黨提出來的。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貢獻了新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進一步闡明堅定理想信念對於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意義

　　六中全會指出，必須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這說明堅定理想信念對於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反復強調堅定理想信念，可以看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極其重視理想信念這個問題，這是因為理想信念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價值基因”，是中國共產黨區別於其他政黨的根本標志。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建黨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革命理想高於天。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經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奮起，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黨有遠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共產主義理想是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基因”，會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

　　講到“價值基因”，就不能不講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理想的論述。1894年1月3日，有人致信恩格斯，請求恩格斯用簡短的字句來表達未來社會主義新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區別但丁曾說過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難”的舊紀元。恩格斯在回信中說，除了《共產黨宣言》中的這句話，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這就是《共產黨宣言》第二部分的結束語：“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從恩格斯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宣言》中這段關於共產主義理想的論述，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本質規定，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它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價值基因”。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在黨章中始終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奮斗的最高綱領，並要求所有共產黨員在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的過程中要腳踏實地做好當前的事情。毛澤東曾用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統一來表達。鄧小平曾指出“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麼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的最高綱領和基本綱領的統一”。由此可見，共產主義理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本質規定，是共產黨人不變的價值追求。

　　六中全會再次強調：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必須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開展黨內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務。這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重要內容。

　　二、突出強調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習近平總書記在六中全會上作了關於《准則》和《條例》的說明，他在《說明》中談到，一個時期以來黨內存在著5個方面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並且用了4個“嚴重”來概括這些矛盾和問題產生的消極后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就使我們認識到，要解決黨內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把黨的思想政治建設擺在首位，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我說過，‘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須有一個良好政治生態。政治生態污濁，從政環境就惡劣﹔政治生態清明，從政環境就優良。政治生態和自然生態一樣，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現問題，再想恢復就要付出很大代價’。”在這裡他一連5次用了“政治生態”的提法。習近平總書記在其他重要講話中也多次強調這一問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全面淨化黨內政治生態是一個重大課題，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目標，對於這個重大課題我們要深刻認識、全面把握。

　　從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論述中可以看出，政治生態方面存在的問題，其根本原因是黨內政治生活沒搞好，而且兩者是交叉感染的。這好比池塘裡死了幾條魚，可能是魚本身的原因，如果死了一大片，那就是池塘的生態出問題了。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論述實際上已經指出，營造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有“長期作戰”的思想准備。

　　三、全面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

　　六中全會指出：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說明》指出，一個時期以來，黨內政治生活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主要表現在5個方面），並且指出這些問題“嚴重侵蝕黨的思想道德基礎，嚴重破壞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嚴重損害黨內政治生態和黨的形象，嚴重影響黨和人民事業發展”。這就提出了要從嚴治黨，必須把全面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作為重中之重。

　　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視黨內政治生活，確立了一系列原則和規定，包括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原則、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群眾路線、堅持五湖四海、嚴格執行黨的紀律等。革命戰爭年代，在執行這些原則和規定的長期實踐中，我們黨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作風。全國解放前夕，黨中央及時向全黨提出“兩個務必”，要求全黨同志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后經受住執政的考驗。黨的八大曾就黨在全國執政后的黨內政治生活作出進一步規定。同時，在我們黨的歷史上，也出現過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時期，比如，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於黨內政治生活制度不健全、執行不嚴格，不能制約個別領導人的家長制作風，這些領導人不但聽不進正確的意見，還打擊、排斥一些堅持正確意見的同志，致使錯誤思想、錯誤路線得不到及時糾正，給黨造成了嚴重損失。再比如，“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內政治生活遭到嚴重破壞，導致了“十年動亂”。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什麼時候黨內政治生活正常健康，黨就風清氣正、團結統一，充滿生機和活力﹔反之，就弊病叢生、人心渙散，各種錯誤思想、錯誤路線得不到及時糾正，給黨的事業造成嚴重損失。

　　四、探索和把握全面從嚴治黨的規律

　　六中全會對探索和把握全面從嚴治黨的規律作出了重要貢獻，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對健全的黨的監督體系作出進一步論述和重要頂層設計。六中全會對黨內監督所做的頂層設計中有很多亮點，我們要加以把握。比如，指出健全的黨的監督體系包括黨內監督體系和外部監督體系。又比如，要求各級黨組織應當把信任激勵同嚴格監督結合起來，促使黨的干部做到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用權受監督、失責必追究。還比如，強調要建立健全黨中央統一領導，黨委（黨組）全面監督，紀律檢查機關專責監督，黨的工作部門職能監督，黨的基層組織日常監督，黨員民主監督的黨內監督體系。這裡使用的全面監督、專責監督、職能監督、日常監督、民主監督，都是專有名詞，不能混淆，在實際操作中更不能相互取代。六中全會還提出要把黨內監督體系與外部監督體系結合起來。黨內監督雖然是第一位的監督，但是如果不同外部監督如國家機關監督、民主黨派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等結合起來，也就無法形成強大的監督合力。因此，要支持人民政協依照章程進行民主監督，要重視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提出的批評、建議，要自覺接受群眾監督，暢通信訪舉報渠道，嚴肅處理違規違紀問題，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關切，加強輿論監督，為全面從嚴治黨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

　　二是要突出抓好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這一“關鍵少數”的表率作用。我們黨歷來重視抓好黨的高級干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重視發揮高級干部的示范帶頭作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指出：“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上個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說過：“隻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有一個好的常委會，隻要它是團結的，努力工作的，能夠成為榜樣的，就是在艱苦創業反對腐敗方面成為榜樣的，什麼亂子出來都擋得住。”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中央委員會要自覺做堅定理想信念的表率、自覺做認真學習實踐的表率、自覺做民主集中制的表率、自覺做弘揚優良作風的表率，強調高級干部要對黨忠誠、落實管黨治黨責任，守住紀律底線，為全黨作出表率。習近平總書記曾以古人說過的“民以吏為師”，來形象表達高級干部這一“關鍵少數”的表率作用。《說明》還指出：“要制定高級干部貫徹落實本准則的實施意見，指導和督促高級干部在遵守和執行黨內政治生活准則上作全黨表率。這項工作正在進行”。

　　以上幾個方面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抓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經驗，也是六中全會探索和把握全面從嚴治黨規律的重要成果，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作出了新的貢獻。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