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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聚力加力

王一鳴

2016年12月22日09:06    來源:學習時報

原標題:向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聚力加力

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進一步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增強理論自覺和行動自覺,向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聚力加力,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環境,對做好明年經濟工作,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進一步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形成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強調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黨中央對經濟形勢作出的重大判斷、對經濟工作作出的重大決策、對經濟工作思想方法作出的重大調整,實踐証明是正確的,也是符合實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關於經濟發展的重大理論創新,對引領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正在顯現。

第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全面分析國內經濟階段性特征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決策。過去一個時期,我們主要從需求側想辦法、出政策,實行比較大力度地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政策,拉動經濟增長,這在當時傳統產能市場需求還有空缺的情況下是有效的。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傳統產能接近或達到上限規模,消費結構加快升級並向高端化、多樣化、服務化主導的需求結構轉換,原有的供給結構越來越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再簡單沿用主要靠擴大投資的辦法來化解供需矛盾,不僅投資效率持續下降,債務杠杆繼續攀升,還會增大金融風險的累積,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短暫回升后繼續下行的態勢。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針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變化作出的重大決策。我們要把思想統一到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打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戰,不斷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

第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治本良方。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從表象上看是增速換擋,但本質上是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換。經濟增速換擋,是周期性因素和結構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深層次原因是結構性問題,主要是供需結構錯配,供給結構調整跟不上需求結構變化,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低端供給過多,中高端供給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供給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過剩產能難以有效出清,需求結構變化形成的高端化、多樣化、個性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隻有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使價格機制真正引導資源配置,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才能從根本上提升整個供給體系質量,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不斷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第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決當前經濟運行矛盾和問題的根本舉措。當下,我國經濟運行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如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突出,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聚,部分地區困難增多等,根源也是重大結構性失衡,主要表現為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這些重大結構性失衡,雖然有階段性政策性因素,但根本上是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因此,宏觀調控必須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做好需求管理的同時,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更多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找出路、想辦法、出政策。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要根據新情況新問題,完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措施,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振興實體經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有序發展,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推向深入,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二、堅定不移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向深入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明確要求,作出新的部署,我們要向供給側改革聚力加力,堅定不移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向深入。

(一)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

今年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提振了市場預期和信心,工業品價格在連續54個月負增長后由負轉正,工業企業利潤持續改善,部分行業供求關系、政府和企業理念行為發生積極變化。與此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展不平衡,仍面臨各種體制性機制性問題。明年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要進一步突出重點,努力取得實質性進展。在去產能方面,繼續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推動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同時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去產能工作。以處置“僵尸企業”和空殼企業為突破口,通過嚴格執行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等相關法律法規標准,推動企業兼並重組,去除落后產能,妥善處置企業債務,盤活沉澱的土地、廠房、設備等各種資源。在去產能過程中,著力建立過剩產能的有效出清機制,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復燃。在去庫存方面,堅持分類調控,因城施策,重點解決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過多問題。通過推進人的城鎮化減少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庫存,繼續提高棚改貨幣化安置比例,提高三四線城市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吸引力,鼓勵農業轉移人口購買城市商品房。在人口淨流出地區還要控制房地產用地供給量。在去杠杆方面,要在控制總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業杠杆率作為重中之重。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有序推進資產重組和債務處置,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更多發揮國家和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作用,建立不良資產交易平台,推進不良資產証券化試點,設立快速清算通道,提高資產處置效率。在降成本方面,要在加大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工作力度基礎上,著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減少審批事項,在降低顯性門檻后,進一步減少隱性障礙,優化政府服務,提高辦事效率,放開中介服務市場,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和服務收費。降低企業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建立新型激勵機制,增強對干部的有效激勵,提高服務市場主體的效率。在補短板方面,在補硬短板和發展短板的同時,著力補軟短版和制度短板。優化財政支出和投資結構,集中力量攻克薄弱環節,加強創新能力、人力資本、征信體系、社會保障、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等建設,增加社會民生和生態環境投入,更有力扎實推進脫貧攻堅,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農業發展面臨新形勢,糧食產量持續增長,庫存壓力不斷增大,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不足,農民增收難度增大,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勢在必行。要加快農業供給結構調整,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抓好農產品標准化生產、品牌創建、質量安全監管。積極穩妥推進糧食等重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改革,繼續抓好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做好政策性糧食庫存消化工作,推進農產品精深加工和轉化。通過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推動農業結構調整,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統籌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利。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農業提質增效,多措並舉穩定農民收入。

(三)著力振興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是強國富民的根基,也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優勢所在。近年來,隨著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和國內外市場需求變化,加之產業轉型升級受到體制機制制約相對滯后,傳統產業盈利水平下降,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降低,出現了“脫實向虛”現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將振興實體經濟作為主要任務,堅持以提高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為中心,發展壯大實體經濟。一是要把握好調整產能與提升質量的關系,既要下決心去產能,減少無效和低質量供給,又要著力提質量,擴大有效和高質量產品供給。二是把握好發展新興產業與提升傳統產業的關系,既要加快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服務,又要更加注重為傳統產業引入新技術、新機制、新模式。三是把握好大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的關系,既要發揮好大企業的骨干作用,又要更加注重放寬市場准入,為中小微企業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創造條件。四是把握好“引進來”和“走出去”的關系,既要重視開展國際產能合作,又要注重建設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營商環境,更好發揮外資企業對發展實體經濟的重要作用。總之,要推動實體經濟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加快產品更新換代,提高產品質量和工藝水平,增強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做實做優做強實體經濟。

(四)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把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對抑制房地產泡沫、避免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在金融政策上,宏觀金融政策要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住購房,限制信貸資金流向投資投機性購房。在土地政策上,要落實人地挂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特別是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盤活城市閑置和低效用地。在財稅政策上,要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加快研究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在住房政策上,要加快住房租賃市場立法,加快機構化、規模化租賃企業發展。在市場監管上,要加強住房市場監管和整頓,規范開發、銷售、中介等行為。要看到,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結構性高房價和高庫存的問題,還需要調整和優化城鎮空間布局和空間結構,解決特大城市優質公共服務資源集中過多和城市功能過於集中的問題,通過加強特大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促進優質資源公共服務資源均衡配置,疏解特大城市部分功能,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

三、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環境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配合,保持經濟運行環境穩定,推動關鍵領域改革取得突破,形成良好的宏觀環境。

一是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配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要放棄需求管理和需求政策,而是要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加強宏觀政策的協調配合。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調控,引導市場預期。需求政策要適度擴大總需求,避免經濟運行大的波動,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為此,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預算安排要體現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協調配合的需要,優化支出結構,繼續落實和完善營改增等政策,進一步推進減稅降費,加大對社會民生和生態環境建設的投入。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調節好貨幣供應量,既要保持流動性基本穩定,又要避免杠杆率過快上升,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增強實體經濟活力和競爭力。

二是保持經濟運行環境穩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能會在短期內形成一定的收縮效應,還可能使潛在風險和隱性失業顯性化,對穩定經濟運行環境提出更高要求。特別是隨著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征更趨明顯,主要經濟變量關系繼續調整,加之外部環境的復雜變化,金融市場的波動性有可能增大並相互傳導。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強化底線思維,加強重點領域風險排查,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避免風險積累和擴散,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總體穩定。在人民幣匯率面臨的外部環境明顯變化的情況下,要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注重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三是推動關鍵領域改革取得突破。深化改革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途徑。要按照統籌推進、重點突破的要求,加快改革步伐,深入推進“四梁八柱”性等關鍵領域改革,發揮改革對推進供給側改革的牽引作用。深化國企國資改革。把去產能與深化國企改革結合起來,增強國有資本流動性,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型,加快推動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依法有效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形成良好預期,增強企業家信心。穩妥推進財稅和金融體制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總體方案,逐步健全地方稅體系。深入研究並積極穩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深化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改革,完善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有序推進民營銀行發展。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快推動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擴大覆蓋面,提高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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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沈王一、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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