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全面從嚴治黨的新裡程碑

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這條路上會有許多裡程碑。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以下簡稱《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將習近平同志關於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的思想系統化、制度化，對於進一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重要意義，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新裡程碑。

全面從嚴治黨思想是對黨的建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過程中，提出了以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為核心的全面從嚴治黨思想。這一思想是對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黨的建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高度重視黨的建設。特別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的主要力量轉移到農村，出身於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的黨員越來越多，佔到當時黨員的絕大多數。面對這樣的黨情，使中國共產黨真正成為具有馬克思主義品質的先進政黨，成為一項迫切任務。1929年12月，毛澤東同志主持制定的古田會議決議第一次提出了加強黨的建設特別是思想建設問題，成為黨的第一個思想建黨綱領。此后，毛澤東同志形成完整的建黨學說，對於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什麼、黨的作風是什麼都有獨創性論述。所謂“思想建黨”，簡單說來就是共產黨員不僅要在組織上入黨，而且要在思想上入黨，不斷開展無產階級思想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其具體要求，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二是加強為人民服務的黨性教育﹔三是加強理想道德教育。思想建黨是對馬克思主義黨的建設理論的偉大貢獻，毛澤東思想中的其他黨建思想都是圍繞思想建黨這個核心來展開的，並據此確立了一系列黨建制度。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同志通過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提出了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這個帶根本性的問題。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因此，“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是鄧小平同志提出制度治黨治國思想的要義。對於如何以制度治黨治國，他既有很多論述，又作了巨大努力。鄧小平同志的制度治黨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理論的創造性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對鄧小平理論與時俱進的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中的黨建思想，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和黨的建設面臨的實際情況，明確提出要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深化了黨的建設理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黨的建設理論的重要內容。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同志根據黨所面臨的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需要，提出以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為核心的全面從嚴治黨思想，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建設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黨的建設理論的新篇章。

《准則》和《條例》是全面從嚴治黨理論和實踐的結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整飭黨風、嚴厲懲治腐敗，取得了巨大成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初步總結4年來全面從嚴治黨經驗，分析了在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全面從嚴治黨的形勢和任務，審議通過了《准則》和《條例》。這兩個重要文件是根據習近平同志的提議制定和修訂的，也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理論和實踐的結晶。

《准則》和《條例》是對以往相關制度的承續和發展。改革開放伊始，黨在1980年就制定和頒布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第一次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對黨內政治生活作出規范，成為建黨以來第一個專門講這個問題的重要文件。它對實現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撥亂反正，恢復和健全黨內民主、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嚴肅黨的紀律、促進黨的團結，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而且，它的不少規定對於當前嚴肅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但是，30多年來，國家面貌、社會生活和黨內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黨的建設既積累了大量新成果新經驗，又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特別是如何經受“四大考驗”、克服“四種危險”、堅定“四個自信”、增強“四種意識”，成為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大課題。為此，有必要制定一部新形勢下的黨內政治生活准則。與《准則》的情況相似，2003年12月頒布施行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對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加強黨內監督作了若干規定，對加強各級黨組織的監督作用、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發揮了積極作用。同樣地，隨著形勢任務的發展變化，它與新的實踐要求不相適應的問題日漸凸顯。因此，有必要根據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對10多年前試行的條例進行修訂。習近平同志要求圍繞責任設計制度、圍繞制度構建體系，強化上級黨組織對下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的監督，做到責任清晰、主體明確，制度管用、行之有效。因此，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准則》和《條例》沒有割斷歷史，不是廢除過去起過積極作用的相關制度，而是對它們的承續和發展。

《准則》和《條例》將全面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系統化、制度化，是在新的歷史起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標志性成果。習近平同志關於《准則》和《條例》的說明指出：“我們黨抓黨的建設，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要不斷總結我們黨長期以來形成的歷史經驗和成功做法，並結合新的形勢任務和實踐要求加以創新。因此，有必要通過六中全會，對近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嚴治黨的理論和實踐進行總結，看哪些經過實踐檢驗是好的，必須長期堅持﹔哪些可以進一步完善並上升為制度規定，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化下來﹔哪些需要結合新的情況繼續深化。”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這兩個文件體現了這一要求。《准則》對習近平同志的許多新思想、新論斷、新理念作了歸納。首先，在總論中講新形勢下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指導思想，就突出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強調的必須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著力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其次，在分論的12個方面中，將習近平同志的相關重要思想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比如，在“堅定理想信念”中，強調不斷增強政治定力，堅定“四個自信”﹔在“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中，強調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向黨中央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在“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中，強調完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保持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中，強調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做到“三嚴三實”，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最后，在結束語中，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全黨要堅持不懈努力，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內監督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保障。《條例》不單純是對黨內監督專項工作進行事務性規定的文件，而是站在戰略高度對習近平同志關於加強黨內監督的思想作了系統歸納。《條例》強調了黨內監督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監督內容、監督方式等重要問題，進一步明確了黨內監督的性質、地位、作用和制度措施，體現了思想性、指導性和可操作性的緊密結合。《准則》在黨內法規體系中位階較高，僅次於黨章，是一個思想性、政治性、綜合性很強的文件﹔《條例》盡管具有專項性，但它不是一般的專項文件，而是要保証黨章得到貫徹執行、黨內政治生活各項要求落實到位。因此，這兩個文件是在新的歷史起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標志性成果。

《准則》和《條例》是黨的制度建設的兩大標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對在實施層面如何加強制度建設進行了深入探索。一方面，從理論上深刻闡述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大力構建以黨章為根本、若干配套黨內法規為支撐的系統完備的法規制度體系，特別是建立和完善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體制機制，糾正管黨治黨失之於寬、失之於鬆、失之於軟的突出問題。到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前，有關方面出台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一系列黨內法規文件，制度建設取得巨大成績。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中央全會討論黨的建設問題並作出相應決定有過多次，但以中央全會形式專門討論黨的法規文件，除了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隻有這次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准則》和《條例》。這是因為，這兩個文件既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重要抓手，也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保障，比此前制定的黨的法規文件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制度建設的兩大標杆。

全面從嚴治黨的新起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採取一系列新舉措加大管黨治黨力度。全面從嚴治黨，有一個治標與治本的關系問題。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准則》和《條例》，意味著全面從嚴治黨由重點治標走向重點治本。

治標既是為治本贏得時間，也是為治本夯實基礎。人們對什麼是“治標”一般沒有疑義，但對什麼是“治本”看法不一。不少人隻將制度建設視為“本”，而不將思想建設看作“本”。應當說，這種認識是不全面的，制度建設和思想建設都是“本”。習近平同志提出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依規治黨與以德治黨相統一，就是“治本”之論。盡管加強思想建設和制度建設過去早就強調過，但在相當長一個時期不是兩手都很硬，而是對思想建設一手著力多、對制度建設一手抓得不緊不狠，這是管黨治黨失之於寬、失之於鬆、失之於軟的一個重要原因。有鑒於此，習近平同志在提出“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這個新思想時，強調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是兩個須臾不可分離的重要環節。盡管兩者一柔一剛，但猶如車之兩輪，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兩者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互相貫通，既要使制度治黨的過程成為思想建黨的過程，也要使思想建黨的過程成為制度治黨的過程。這就是說，為思想建黨而進行的思想建設工作，也是治本的。兩手都抓緊，兩手都過硬，必能取得“1+1＞2”的效果。這正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顯著成效的重要原因。

前幾年，由於貪腐問題對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傷害，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堅持標本兼治時，不能不以治標為主，狠抓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落實以反“四風”，猛打“老虎”、重拍“蒼蠅”，清除政治霧霾。在重點治標形成壓倒性態勢的情況下，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專題討論全面從嚴治黨，審議通過了《准則》和《條例》這兩個帶有基礎性、全局性的重要文件，具有繼往開來的重要意義。它意味著全面從嚴治黨由重點治標走向重點治本，既更加深入地解決思想建黨的重大問題，又進一步完善和健全制度治黨體系。

全面從嚴治黨沒有休止符。我們黨要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治黨就必須從嚴，不從嚴就不能治黨。這是一個如同長征一樣的偉大遠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我們這一代人有我們全面從嚴治黨的目標和任務。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專門討論全面從嚴治黨，審議通過《准則》和《條例》兩個重要文件，明確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無疑是全面從嚴治黨偉大遠征的新起點。

（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6年12月20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