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當精神是思想創新的前提

歷史機遇留給每一位建設者，更留給當代理論工作者，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自我超越，特別是標志性的歷史跨越，都必定建立於新思想新理論之上。這裡的問題在於，什麼要素和哪些品質支持理論工作者的創新？很顯然，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十分關鍵，所謂有多高的思想境界，就會有多大的責任意識和犧牲奉獻精神，進而產生多大的社會創造和社會貢獻。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所著《大思想》及姐妹篇《大戰略》，在一定意義上印証了這一特點和規律。

了解公方彬的人都知道，他在理論研究的道路上已經走出很遠，但他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從一個士兵起步，執著地在理論研究的道路上堅持走了數十載，並取得不菲成績。在《大思想》中研究的三大命題：“新政治觀”“核心價值觀”“精神建構”，是公方彬理論研究的著力點、突破口。

公方彬入伍幾個月就走上戰場，參加邊境作戰，出生入死讓他體驗到很多一般人無法體驗的東西。在30多年的時間裡，他持續資助貧困學生讀書，至今已拿出近200萬元的稿費和講課費，資助了800多名學生讀書。這種持久行動恰恰是信仰信念與核心價值的最重要元素。理解信仰信念與核心價值這樣的命題，不可能全靠理論推演，必須有思想者自身的親身體驗。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講話中強調，理論工作者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傳播者，以深厚的學識修養贏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領風氣”？筆者以為，就是因為思想品德與精神境界直接決定著創新能力。

創新是民族之魂，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最重要品格。今天，在國家民族躍升過程中，亟須思想理論的創造。如此，就需要一批勇敢的思想者，哪怕他們的“勇敢一跳”並不完美，思想成果並不完善。《大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理論觀點是“新政治觀”，這樣一個帶有創造性的政治思想觀點，沒有理論勇氣和責任擔當，是無法做到的。

時代需要大思想，中華民族需要大思想，亦如公方彬在《大思想》自序中所說：“思想走多遠，一個民族就走多遠﹔思想家的思想高度有多高，一個民族就能攀登多高。”我們希望更多思想者以更強大的擔當精神去創新，以不辱時代賦予的神聖使命。（作者系北京日報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