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國大國道路的理論支點一一評公方彬教授的《大思想一一中國崛起的瓶頸與突破》

探索中國大國道路的理論支點一一評公方彬教授的《大思想一一中國崛起的瓶頸與突破》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這既是總書記向當代理論工作者發出的號召，也是時代賦予這一代理論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思想——中國崛起的瓶頸與突破》（公方彬著），應當是響應號召與契合時代脈動之作。

《大思想》討論的一系列重大命題，皆屬於黨、國家和民族前進道路上必須破解的重點、難點問題。該書圍繞“新政治觀”“核心價值觀”與“精神建構”命題展開，揭示了黨、國家和民族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所必然和必須面對的矛盾和問題。其中，因世界政治生態變化和我國社會轉型而來的精神大廈重建、價值觀重構就是其中的重要任務、時代任務。能否從思想理論上實現突破，直接決定著是否能排除困擾，打破羈絆，以更加有力的步伐前行。公方彬教授在《大思想》中作出了有益嘗試。

新政治觀是作者率先提出的時代命題。從思維方式講，如果作者提出的是現代政治觀或時代政治觀，就談不上多大創新，因為時代要發展，現代化要推進，注定產生與之相吻合的政治觀。新政治觀則不同，它是相對於革命的政治觀而言，具有超越性。隨著世界政治生態的變化，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特別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要求與偉大目標和世界方位相吻合的“開創文明”的政治觀，這個突破不是小修小補，而是具有相當的革命性。

核心價值觀不是作者的原創命題，但卻是作者力參與的命題，並且取得了可觀成果的命題。我們知道，核心價值觀作為一個哲學范疇的命題，它是古老的，作為企業文化范疇的命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便由西方引進，如果作為一個政治屬性的命題，作者則是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而且取得了顯著成績。從著作中看出，早在2004年作者就開始發表相關文章，在香港《大公報》刊發“以三大核心價值觀支撐中華民族的崛起”，其中包括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觀、中國軍人的核心價值觀，當時就引起較大反響。

精神建構也是《大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作者針對信仰信念領域的缺失展開研究，而這方面作者發表了一系列在社會上產生較大影響的成果。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個社會要保証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和應對挑戰的勇氣，必須擁有強烈的信仰信念。在這方面我們與西方區別很大，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主要由宗教信仰支撐。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創建了以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為核心的政治信仰，這是一種全新的精神大廈。然而，由於這個精神大廈與世界政治生態緊密相關，因此，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我們的精神大廈必定受到沖擊，要保証政治信仰重歸堅定，必須實現思想理論的突破，也就是作者在新政治觀中強調的“重新詮釋共產主義”，這是一個政治目標（形態）、精神目標（目標）、社會目標（形態），在此基礎上解決內生邏輯和實現路徑。在這個問題上作者有許多獨到見解，且反映於該書中。

中國今天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期，中國共產黨也大力推進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打造服務型政黨，大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所有這些都需要強大的理論支撐。走在大國道路上的中國，處於歷史的交叉口，選擇好正確的道路，就能夠踏上理想的彼岸，否則便會步履蹣跚。這也正是黨中央、習總書記一再強調思想理論創造及其造就自己的思想家和文化的原因，是全社會呼吁破解“錢學森之問”之道的根由所在。

作者在自序中提出：“思想走多遠，一個民族就能走多遠﹔思想家的思想高度有多高，一個民族就能攀登多高。”《大思想》印証了作者具有很強的理論勇氣和擔當精神，未必不是因此而為其著作增色。這實際上也是筆者想對該書說點什麼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