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求實求道義 做人做事做學問

噩耗，不是愕耗

2016年8月30日上午9點多，打開手機不過幾分鐘，看到在北師大工作的周良書師弟發來的短信：先生昨晚9：47分病逝。看到短信，我不由得長嘆了一口氣，家人問我怎麼了？我喃喃而語：先生走了！難過，卻不太愕然，因為十天前我就知道了先生的病情很嚴重，心裡有了最壞的准備。但真的面對和老師陰陽兩隔的現實，心裡還是感覺到了絲絲的淒涼和悲愴！

8月19日晚九點多，在南京師大工作的王躍師兄給我打電話，說先生住到東直門醫院了，醫生下了病危通知，他是剛到北京，先生家人不願意打擾更多的學生，隻告訴了他這個先生的第一個博士——我們的大師兄！他第二天上午召集幾個師兄弟商量先生后事。我聽了之后大吃一驚，當時就想過去，王躍師兄說太晚了，不用過去。那天晚上，我茫然了很長一段時間，很難接受先生病危的現實。

就在一個月前的7月20日晚八點左右，我陪來京開會的王躍、丁曉強兩位師兄去先生家看望了老人家。雖然當時老人家行走不便，說話也不利索（基本靠形體語言——點頭、微笑，隻說了幾聲“好”），但是他的思維還是清晰的。王躍師兄跟他匯報了先生的黨史基金獎項評審工作的進展情況，我們介紹了各自最近的工作家庭情況，說明了我們三人為何一起來的由頭。他安靜地聽著，臉上不時地漾著輕鬆快樂的面紋。我們三人千方百計地想逗先生快樂，特別希望他能說說話。王躍師兄習慣性地叼起一根香煙時，立即想起用香煙來激發起有悠久煙民史的先生的精神，說道：先生也抽一支吧。我和王師兄都怕一直服侍在側的先生的“御醫”——孝順有加的外孫女竇豆（中醫藥大學的在讀研究生）的反對，幾乎異口同聲地笑對著她說，抽煙對於姥爺的病有好處，可活躍思維、減緩孤獨！竇豆很爽快地表示了同意。我拿起一支煙，送到先生手上，拿起打火機給他點煙，但他手夾香煙時有點哆嗦，王師兄趕緊把煙放到自己嘴上，點燃火后吸了幾口，再放到先生嘴上。他吸得很香，我也抽了一根，師徒三人騰雲駕霧起來。看著抽煙時的先生，似乎很是健康，我心裡默想，也許抽抽煙對先生的病很有好處！那晚我們聊得很歡暢，雖然先生只是聽眾。

暮年初心

張先生身體向來可以，雖有點小毛病，但沒有大病，他的健康出現根本性逆轉是在2015年9月。一天晚上，睡夢中的師母被先生從沒有過的尖叫聲驚醒，更反常的是，先生對於師母的關心似乎一無所知，答非所問，於是家人將先生緊急送到附近的二炮總醫院。經過檢查，確認先生的腦部有良性瘤，醫生建議保守治療，經過短暫的治療，先生回家療養。國慶節期間我去看望他時，他的病情已經得到控制，但面容比較過去清癯了一些。說及身體狀況時，老人家有點自怨 ，說現在記憶力不大好，有些事記不起來了 ，寫不了多少字頭就暈。我說道，您就不用寫了，您寫的東西夠多的了，我們這些弟子再怎麼努力，也趕不上您的水平。學術界開會，您去隨便講講大家都會很高興。我們學生輩，隻要看到您健健康康，您一句話不講，我們都會很高興。再偉大的學問家，哪有七老八十的還寫東西？先生不以為然，有點傷感地說，有的比我大多了還在寫。我笑著說，先生，還有比您年輕多的早就不寫了、寫不出來了。其實，我知道我這些安慰先生的話是多余的，因為先生是一個很通達開明的人，不會跟現實死磕。否則，他就不會聽從醫生和家人的安排，每天抽空玩玩一種活動手腕、益智健腦的類似 手工填充似的游戲了（我忘了叫什麼了，放在先生的辦公桌上）。要是擱在以前，以我對先生的了解，他是不會玩這種小兒科游戲的。

先生的不甘心乃在於其對於中共黨史學科發展的一以貫之的強烈責任心和使命感。1998年10月，我在陪他赴外地的旅途中，一路聽先生暢談，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對於黨史學科發展的歷史回顧、現實憂慮、未來展望。我記得他想推動黨史界設立專門的獎項，表彰那些為黨史學科發展做出貢獻的一些老專家，比如對於全國黨史專業學科會議作出了貢獻的人（我記得這個方面，他提到了山東的徐樹績、浙江的王學啟教授），等等（其他的一些人、事我記不准確了，就不敢亂寫了）。他說，黨史學科必須要形成一個科學完善的體系，要有基礎理論、中介理論、史學史。這些現在有了基本雛形，但還不夠，需要深入（大意）。2002年春的一天晚上七點左右吧，我辦完事經過師大附近，突然想去先生家坐坐，於是在沒有跟先生聯系的情況下，直接跑到先生家去了。一進門，發現客廳裡面有韓鋼、張樹軍、張佔斌、蔣建農四個人，我趕緊說，先生我是路過這兒，順便看看您，沒想到您有事，我走吧。先生說，正好，你坐下來聽聽吧。原來，先生把這四位當時黨史屆的俊杰找過來是商量如何推動黨史學發展問題，一些具體的內容我記不起來了，但是大的方面我清晰地記得。先生說，我都七十歲了，也不想管那麼多了，但是搞了一輩子黨史，還得搞。早就想找你們四個人來，商量一些辦法、措施，推動黨史研究。先生談了很多的思路、辦法，鼓勵他們幾人多搞研究。我現在記得確切的是他所談論的一些研究選題和研究方法基本屬於社會史領域，他還具體指出了民國時期某某人的思想過去一直沒空研究，去年有空把過去的資料系統看了一遍，寫成了一篇文章。他還提出了一個研究計劃，說退休了可以研究一些自己喜歡的問題，一個月寫一篇總可以吧。蔣建農開玩笑說，您是名家，寫出來了能發表，我們要是寫這麼多，尤其是那樣的題目（指前面那篇與黨史沒有直接關聯的社會史領域微觀問題的文章）都沒人給我們發表。那一次談話給我印象很深刻，先生早就是蜚聲海內外的大專家，又是年屆七十的人了，還想研究那麼多的問題，實在令我汗顏！先生是把學術研究看作自己的最大愛好，他的研究沒有功利之心。

一直到晚年，先生始終不改從年輕時候確立的學術研究的志向，醉心學術研究、培育人才。 所以，不能搞研究、不能寫文章，對他來說是多大的打擊！我深知雖然先生會用堅強的毅力去克服因為身體的原因不能寫作而帶來的痛苦，但他內心的寂寞與孤獨是肯定不能排除的。所以，我們這些當學生的都增加了去看望他的頻率，包括京外的學生，隻為一個目的——盡量減少他的苦悶，有益他的健康。但是，沒有想到，僅僅11個月，他就走了！

恬淡生活，仗義疏財，獎學助學

先生是個幸福的人。他有個幸福圓滿的家——師母賢惠、善良、有涵養﹔兩個女兒、女婿不僅事業有成，而且孝順有加（小女婿竇大哥常年與先生生活在一起，對於先生恭敬、親愛之情，令人欽佩）﹔尤其小孫女竇豆聰明、懂事、知理、孝順，平和善良中還滲透了智慧和主見，真是我所見到的90后精品女孩。

但是，就物質生活而言，先生是簡朴到了極點。從沒看見他穿什麼高檔的西服（因為不習慣西服、領帶，他曾主動放棄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一場重大活動，因為這場活動要求與會者必須著西裝領帶。他寧願呆在房間看電視轉播），秋冬春基本是一襲深色的夾克，夏天基本是短褲短袖。從1996年一直到去世，他一直住在一個擁擠的小區的單元房中，雖然這所房子在1990年代還是比較寬敞的，但進入21世紀后，其簡陋程度日益明顯了。但先生和師母從沒有想過要裝修，更不用說搬走了。吃的方面嘛，雖然先生不是苦行僧，很強調人性化，但可能是生活習慣、工作習慣的原因，自我認識先生的20年時間，沒有感覺到他對於美味佳肴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也沒有發現他因為沒有吃好而抱怨過。好像他對於北京雜醬面情有獨鐘。先生似乎也沒有戴哪種名表。其實，先生家不算富裕，但過日子的錢還是有的。先生曾說過，他家1979年時有存款10000元（其中5000元是其岳父的遺產）。他如果要在吃喝穿用上講究一些，經濟條件還是承擔的了的。先生的志趣不在這個方面。

但在幫助人上面，尤其是支持黨史研究方面，先生倒是非常大方。自1987年開啟黨史學科點研究生和導師會議制度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先生不時自己掏錢貼補會議費用，據說頭幾年常常是5000左右（這在1990年代前后，對於工薪階層來說絕對是筆巨款）。我親自經歷過一件事，可以証明先生在這方面的支持。1993年的黨史、革命史專業研究生會議在西部一大城市召開，照完合影照后，承辦方主持人宣布合影洗照片費用共250元，每人需要交2.5元才能領取照片。這個決定承辦方肯定事先沒有跟先生講，與會者事先也不知道，先生聽后當場跟主持人說，這錢你們不用收了，我交了。主持人聽了居然也沒有任何謙讓。事后我得知，承辦方真的收了先生交的250元。我說這件事情，不是數落承辦方的不是，其實承辦方當時肯定沒有經費來源，當時的高校非常窮，一般老師工資每月也就30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要找到合適的承辦單位是很不容易的。先生所為何為？不就是希望通過會議促進黨史學界的學術交流、提高學術水准嗎？那個時候，一向清高的張先生為了辦好這個系列會議，不惜四處聯絡，常常為了不讓承辦方因為經費限制而為難，不惜自己慷慨解囊。

張先生在學術上、在公事上對人很嚴格，但是在對待個人關系上，很講哥們義氣。凡跟他有交情的朋友，隻要有困難，他一定設法相助。老朋友生病缺錢，他自己資助，甚至張羅籌款﹔朋友故去，他設法關心其家屬。2000年前后，一校內同事已經退休，遇到單位分福利房，向張先生借款數萬，他明知其還款能力有限，還是借給他了，也沒有任何借據。2003年，此人因為突發病情而故去，先生根本沒有跟他親屬提起。因為此人還借了其他同事的錢，大家議論起來，先生才無意中提起。有人建議先生跟其家屬說一下，先生說，人都死了，還要啥？再說了，他孩子要是有錢，還需要跟別人借？又沒有借據，算了。先生的一個學生不幸英年得了重病，先生不僅捐款數萬予以襄助治療，在其去世后還給其孩子資助數萬出版作文集（孩子有文學天賦），經常給孩子以精神鼓勵。

先生在2002年就捐款10幾萬設立了黨史界第一個獎勵基金，在當時，這筆錢是可以在北京現在的五環邊買個50平米房子的，擱到現在至少值個150萬。可先生當時家裡的陳設幾乎都是普通的家具，沒有紅木，沒有背投，沒有真皮沙發。

張先生不是一個不要物質待遇、不需物質報酬的人，他在1990年代初就對我們這些窮學生說過，知識分子要有點錢，飯桌上可以多加幾個菜、碗裡多加幾塊肉，對做學問有好處。但是，先生不唯錢，尤其是在吃穿住行的基本條件具備之后。張先生沒有視金錢如糞土，但絕沒有視金錢如財富。在先生的眼裡， 金錢是為來做人做事做學問的！當然，先生的慷慨助人、助學，沒有師母、沒有子女的真心支持，恐怕也不容易做到。我從來沒有聽到師母和先生其他的家人對此有過不滿，從來就沒有聽到過，給我的感覺是他全家人都非常支持先生的這些善舉。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家風的體現吧！

先生走了，作為學生自然是悲痛的。自此，每當遇到人生和學問的困惑，再也沒有機會向先生加以討教的的機會了。先生是在安詳的狀態中靜悄悄地走的，這一點倒也讓家人和學生有了一絲絲的安慰——先生是善終的！沒有痛苦地走了，不僅讓自己輕鬆更沒給別人添加負擔地走了——這正如他一生的風格，不願麻煩別人，不要勉強自己 ！

最后 我想用一句對聯表達我對先生一生價值的一點淺顯的認知——

有文選五卷，文章半千，宏著數十，立言立功 ， 精神不死﹔

育碩博百十，訪學幾十，人才萬千，立德立業， 學脈長存。

大師風范！ 

（作者：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