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黨的領導經驗的深刻總結

毛澤東在他的領導工作中，十分注意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問題。在他看來，領導工作不僅要決定方針政策，而且還要制定正確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或者採取錯誤的工作方法，還是要發生問題的。這就從能否正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高度指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毛澤東寫於1949年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是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這個文件是對黨的領導經驗和工作方法的深刻總結，是對黨委會工作方法的制度性建設，今天讀起來仍讓人感到十分親切。從毛澤東所闡述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我們能夠很好地體會到貫穿其中的是民主與集中的統一，黨的領導與群眾路線的結合，方法與目的的貫通。這種充滿辯証唯物主義的工作方法，對於實現和完善黨的領導具有普遍的意義。對於我們今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有著重要的啟示和指導作用。

要建立民主與集中相統一的黨委會內部關系

要在工作方法上貫徹黨內民主原則和民主精神，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要建立正常的黨委會內部關系。毛澤東按照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形象地把黨委書記比作“班長”，提出黨委書記要善於當“班長”。他說：“黨委要完成自己的領導任務，就必須依靠黨委這‘一班人’，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書記、副書記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做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不善於處理自己和委員之間的關系，不去研究怎樣把會議開好，就很難把這‘一班人’指揮好。如果這‘一班人’動作不整齊，就休想帶領千百萬人去作戰，去建設。”（《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頁）他特別強調，把黨委書記比作“班長”，這不過是一個比方，這同軍隊中班長和戰士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這就是說，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在討論問題時是平等的關系，在決定問題票決時都同樣隻有一票，絕不是一個人說了算。一切重要問題（當然不是無關重要的小問題或者已經會議討論解決隻待執行的問題）均須交委員會討論，由到會委員充分發表意見，作出明確決定，然后分別執行。同時，又要充分發揮書記的“班長”作用，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二者不可偏廢。

各級黨委會作為研究情況和決策的領導機構，堅持集體領導原則是貫徹黨內民主的重要體現。毛澤東從黨的制度建設上著眼，強調“黨委制是保証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制度”。他特別指出：“重要問題的解決，不是由黨委會議做決定，而是由個人做決定，黨委委員等於虛設。委員間意見分歧的事亦無由解決，並且聽任這些分歧長期地不加解決。黨委委員間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實質上的一致。”（同上書，第1340頁）黨的歷史經驗表明，隻有形成實質上的一致，即在認識統一的基礎上形成的決定，才能真正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所以，毛澤東不僅從正確處理黨委會的“班長”同委員之間的關系上，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而且還提出在黨委會內部“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要“互通情報”等具體方法，以使集體領導的原則得到保証。這就是要在黨委會中建立正常的同志關系和工作關系。在工作中，意見分歧，看法不一致，甚至意氣用事，彼此隔閡，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共產黨人有著共同的奮斗目標，一心為公，不謀私利，所以，不論是來自五湖四海，還是不同的山頭，都有著堅實的團結基礎。隻要把問題提到桌面上來，克服背后議論的自由主義風氣，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在這裡，毛澤東強調“班長”和委員之間還要互相諒解，他說：“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麼都重要。”（同上書，第1441頁）這就是要求共產黨人要有全局觀念，要以大局為重，正確處理個人與組織、局部與整體的關系，真正做到全黨、全國一盤棋。事實証明，隻有胸懷全局的人，才會真正懂得團結的重要性，才會在同志間建立起互相尊重、彼此信任、相互支持的友好團結的工作關系。毛澤東認為，要建立這種正常的同志關系和工作關系，就要在黨委各委員之間提倡互通情報、互相交流，“這對於取得共同的語言是很重要的”。（同上書，第1441頁）毛澤東十分重視黨內要有共同語言，有了共同語言才會有團結的基礎。這不僅要通過委員之間的互相交流、互相通報來取得，而且要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取得。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才會有觀察問題、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科學的、共同的方法，黨內才會有共同語言。隻有這樣，黨內的民主原則和民主精神才能得到有效的貫徹。

毛澤東上述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實際上已涉及到黨委會內部的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問題。這是健全黨委會的重要保証，對我們今天推進黨內民主建設、加強黨的領導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黨的各級領導首先是高級領導要有正常的政治生活，領導人要模范遵守黨的民主制度和黨內民主生活准則，建立正確的黨的領導制度，否則，黨內民主以至人民民主都會得不到保証，黨委會的領導作用也得不到正常的發揮。應當肯定，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還存在諸多值得重視的問題，諸如在一些地方和單位不恰當地強化了“一把手”的作用，個人說了算、家長制作風等現象嚴重存在，黨委成員之間不溝通情況，不交流思想，“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意氣用事，互相推諉，各唱各的調，形不成合力﹔甚至搞團團伙伙，爭權奪利，置黨與人民的利益於不顧﹔等等。出現這種情況，不僅僅是工作和認識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失掉了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熱衷於“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心目中隻有個人的政績和升遷﹔失掉了學習理論的興趣，使黨內缺乏共同語言。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的。

群眾路線是黨委會的基本工作方法

毛澤東對黨委會工作方法的規定中，一再強調必須貫徹群眾路線和注重調查研究，力求做到民主決策、科學決策。他十分重視決策過程中對情況的了解和准確把握，要做到“胸中有‘數’”。他在這裡所說的“數”，不僅是指對一般情況的掌握，而且強調要對客觀情況作定量的分析。他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同上書，第1442頁）他舉例說，在土地改革中，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各佔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這些數字就必須了解，才能據以定出正確的政策。對於何謂富農，何謂富裕中農，有多少剝削收入才算富農，否則就算富裕中農，這也必須找出一個數量的界限。（同上書，第1442—1443頁）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同上書，第1442頁）這是對黨的領導經驗和領導方法的深刻總結，也是對他自身實踐經驗的深刻說明，對我們今天從事領導工作的同志來說，是極其有益的經驗之談。

那麼，怎樣才能真正把握客觀情況、做到“胸中有數”呢?在毛澤東看來，這隻有向群眾學習，向實際學習，調查研究是認識客觀事物的唯一正確途徑。他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就指出：“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頁）現在，他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又提出領導干部“要‘不恥下問’，要善於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頁）這就是調查研究，就是“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的工作方法。這正是毛澤東所堅持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法。他說：“我自己認識農村，就是經過好幾年的工夫的。”“到井岡山之后，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貧農與雇農的問題，是在興國調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時才使我知道貧農團在分配土地過程中的重要性。”（《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80頁）為了保証土地革命正確而健康地開展，毛澤東做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工作。他在《寧岡調查》和《永新調查》的基礎上，科學分析了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裡，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裡。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佔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農民隻佔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9頁）正是這樣基本的數量的分析，為制定正確的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現實的依據。毛澤東這種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和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堪稱全黨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