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在新常態下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運行發生一系列新變化，包括增長速度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舉，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等。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們把握住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在增速調整、結構優化、動力轉換上都取得了積極成果。但也應看到，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一些領域存在風險隱患。習近平同志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在新常態下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抓住經濟體制改革的這個核心問題，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引領新常態的突破口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面對經濟發展新形勢新問題新挑戰，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現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在計劃經濟時期，排斥市場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極大束縛了我國生產力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就是對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效果日益增強的過程，就是不斷提高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水平的過程。在當前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新形勢下，做好經濟工作的難度更大，市場主體對健全市場機制的要求更高，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任務更緊迫。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既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有效引領新常態的突破口。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啟示我們，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應從兩個方面入手。第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應正確認識和把握市場規律，使市場通過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供求規律等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率的形式，這是我們必須尊重和遵循的一條基本規律。第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當前，我國仍然存在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規則不統一、市場秩序不規范、市場競爭不充分的問題，必須大力加強市場體系建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此同時，要針對經濟領域政府權力過大、審批繁瑣、干預過多、監管不到位等問題，圍繞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政府，切實解決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問題，簡政放權，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讓市場充分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更好發揮政府應當發揮的作用。

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進一步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

習近平同志指出：“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証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關鍵在政府。在新常態下，應進一步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凡屬市場能解決的，政府要簡政放權、鬆綁支持，不要干預﹔凡屬市場不能有效解決的，政府應當主動補位，該管的要堅決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總體來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作用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

維護市場秩序。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市場參與者之間主要存在兩類關系：一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供求交換關系，二是生產者特別是同行業領域內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關系。政府維護市場秩序，主要是著力維系這兩類關系的平衡。具體來說，就是要促進企業自主經營、公平競爭，保障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實現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誠信守法、監管有力的現代市場體系，進行權責明確、公平公正、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市場監管。

提供公共產品。公共產品或服務的特點是，每個人消費這種產品或服務都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種產品或服務消費的減少。國防、外交、治安是最典型的公共產品或服務。基礎教育、基礎科研、公共衛生、公共福利等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必要保障，也屬於公共產品或服務。提供這些公共產品或服務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必備條件，承擔組織和保障這些公共產品或服務有效供給職能的隻能是政府。在我國，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還涉及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政府職能轉變、構建公共財政收支框架、推進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等諸多重要領域。

調節收入分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在合理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政府通過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參與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促進國民收入在各部門、各地區、各單位以及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縮小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在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政府應在初次分配領域和再分配領域同時發力，發揮積極作用。特別是在再分配領域，應著力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加大對低收入和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力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縮小保障水平差距﹔積極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扶貧力度，確保到2020年全面脫貧。

調控宏觀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需要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的原因有四個方面：一是由於存在總供給與總需求不一致的矛盾，市場配置資源會導致經濟運行波動，嚴重時會發生經濟危機。這就需要政府進行干預，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等手段調節社會消費和投資，促使總供給和總需求趨於平衡，保持經濟平穩運行。二是由於生產者追求生產利潤最大化、消費者追求消費效益最大化，市場機制發生作用具有一定的自發性和盲目性，使得市場主體的個體利益可能與社會總體利益存在沖突。這就需要政府通過宏觀調控促使市場主體的個體利益和社會總體利益協調平衡。三是由於存在壟斷、外部影響、非對稱信息、公共產品不足等問題，可能導致某段時期或某個領域出現市場失靈。這就需要政府通過適當的調控措施對市場失靈狀態進行矯正。四是由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減少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可以使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趨於吻合。

抓住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重點

市場和政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相互配合、有機統一的“兩隻手”，二者不能相互隔絕、各行其是，而應優勢互補、協同發力。隻有抓住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重點，實現“兩隻手”優勢互補、協同發力，才能充分體現和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色和優勢。

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市場經濟中，生產擴張速度往往快於消費擴張速度，導致產能過剩﹔某一范圍內需求的改變往往不能及時傳導到生產端，導致有效供給不足。解決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需要有效發揮政府的作用，這也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一個重點。我國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供給側存在的問題，一方面表現在產品供給能力跟不上變化了的需求，不能滿足不斷升級的居民消費需求，更難以有效引導和創造消費需求，導致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外流﹔另一方面表現在產能過剩問題比較嚴重，落后產能浪費資源、損害環境，嚴重拖累生產效率提高。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通過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落到實處。

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要政府在激發市場活力和防范經濟風險方面充分發揮作用。創新宏觀調控方式，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主動性、穩定性和連續性，成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一個重點。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一直在探索宏觀調控方式和政策工具創新，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實施定向調控和相機調控，取得較好效果。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需要繼續創新宏觀調控方式。當前，應統籌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及產業、投資、價格等政策工具，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推動我國生產力水平整體改善。在宏觀調控創新中，應牢牢抓住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關鍵，既立足當前、又著眼長遠，使宏觀調控政策通過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更好發揮作用，從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良好宏觀環境。

適度擴大總需求。在著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不可忽視需求側的問題。在“十三五”開局之年，努力保持經濟平穩發展意義重大。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下，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手段適度擴大總需求，從而穩定經濟增長，是政府對市場的積極干預，有利於形成良好發展預期，因而也是當前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一個重點。現階段，適度擴大總需求的重點是擴大內需。在擴大內需中，重點是擴大消費需求，增強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基礎作用﹔同時要注重提高投資的有效性，發揮好有效投資對穩增長調結構的關鍵作用。

加快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是當前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又一個重點。國有企業改革必須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國有企業改革關系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也是事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的一項重要的基礎性改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這是非常重要的國有企業改革原則。隻要是科學、有效的經營模式和管理模式，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可以採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進一步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應在市場經濟中通過競爭求生存求發展，政府應為其公平競爭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 人民日報 》（ 2016年08月24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