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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推進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

——對《關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的解讀與思考

姜魯鳴 王偉海

2016年08月12日08:26    來源:解放軍報

原標題:統籌推進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主席著眼實現中國夢、強軍夢,提出深入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並作為一項國家戰略加以推進,為新形勢下實現富國和強軍相統一指明了前進方向。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印發了《關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這一重要文件,對於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在更廣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融合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為幫助廣大讀者加深理解,本報約請國防大學專家撰寫此文,希望能為您帶來啟迪與思考。

  ——編 者

  《關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簡稱《意見》),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布的第一個指導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是從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出發作出的重大部署,為推動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當今時代,要推動兩大建設在更廣范圍、更高層次、更深程度上融合發展,必須以這一綱領性文件為統領,努力推動兩大建設在發展進程、要素關系、創新能力、國內外關聯、政策制度等五大環節上的協同發展。

  保持發展進程“同步”

  《意見》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根據不同歷史時期國家安全和發展實際,不斷探索開拓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協調發展之路。其中蘊含著一個重要經驗,就是使兩大建設在發展時序上保持總體協調、步調一致的重要思想。歷史表明,對於一個大國而言,如果兩大建設發展時序長期失衡,國家發展利益和安全利益都將受到傷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國防和軍隊建設水平得到顯著提升,我國經濟實力已具備全球性影響力,國防實力大幅上升,但軍事實力與經濟實力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存在,軍事實力仍是綜合國力諸要素中的“短板”,軍隊現代化水平與國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還很大,與世界先進軍事水平相比差距還很大。保持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這兩大建設同步發展,已經成為關乎國家戰略全局的重大戰略任務。

  國防和軍隊建設及體系能力的生成和提升有其規律,內在要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保持發展進程同步。每一種大型武器裝備的研發、生產、裝備直至形成作戰能力,都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現代人力資本的形成和積累也非短日之功。整個體系軍事能力建設是由大量作戰元素生成的不同周期疊加而成,總體上表現為一個資源投入呈正向增長的長期過程。這期間一旦因國家安全形勢相對穩定而放緩國防建設,就會導致國防建設周期性紊亂,進而產生體系能力生成周期律與國家國防投入政策周期律相背離的問題。在和平時期,隻有保持兩大建設同步,盡量“熨平”兩大周期律之間的背離性波動,才能保持體系能力的穩定生成。面對世界新軍事革命加速推進的浪潮,面對維護國家發展和安全戰略利益的需求,我們必須保持兩大建設同步發展,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推進國防和軍隊建設,否則就不可能完成我軍機械化和信息化雙重建設任務。

  促成兩大建設“互動”

  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互動”,就是在軍民之間消除體系壁壘和封閉隔離,建立一個開放系統,跨越資源配置上“此多彼少”的博弈困境,最大限度地促使兩大系統間的人才、資金、物資、技術、信息、管理等全要素的交流和融合。對此,《意見》圍繞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這條主線,明確了總體目標、發展構想,並根據當前我國正處在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過渡的實際情況和戰略需求,明確提出了八個領域推進軍民深度融合發展的要求,確立了全要素、多領域推進軍民融合發展的戰略框架。

  從統籌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所需看,資源配置大致可分為三個環節:國家資源在經濟和國防兩大領域的初次分配﹔資源在國防系統內不同部門之間的再配置﹔資源在經濟和國防領域之間跨領域的再配置。顯然,沒有初次分配環節的合理分配,國防建設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沒有再分配環節的優化配置,國防資源就難以有效轉化為國防能力﹔而資源的跨領域配置,對於促進兩大系統要素的優化組合和融合創新、在全社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意義重大。這正是推進軍民深度融合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建設軍民融合性國防體系的核心要義。

  從機理上看,在軍民二元分離結構下,兩大體系之間要素相對凝固和隔離,本質上會形成一種“攫取性”國防建設體系。一方面,國家要用軍民兩大資源系統分別進行兩大建設,結果肯定是成本高、效果差,軍事體系作戰能力會受到影響,國家綜合國力和競爭力也將受到嚴重損害。另一方面,兩大體系封閉隔離還會加劇國防資源配置的“虹吸效應”,即創新資源向國防產業過度配置、人才資源向國防領域過度配置、資本要素向國防領域過度配置。也就是說,一旦過量的資源配置到國防領域,整個經濟系統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創新效率就會下降,經濟增長的潛力就會受到侵蝕,進而會陷入並加劇“國防系統膨脹——實體經濟衰落——經濟增速減緩”的惡性循環。當年蘇聯的國防建設體系正是如此。

  在“融合性”國防體系下,情況大不相同。由於要素可以流動互動,一旦國防資源初次分配不足,則可通過跨領域配置得到相當程度的緩解。即使初次分配環節配置過度,也可通過跨領域配置的“融合滲透效應”,將部分資源再配置於國民經濟系統之中,進而緩解資源配置的失衡。

  實踐表明,隻有實現兩大建設融合發展,才能從總體上消除軍事經濟和民用經濟分割的狀態,使用一個軍民相互兼容的經濟技術基礎,集中全民族的智慧建設國家和國防。對此,《意見》鮮明提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深度融合發展格局”。為實現這個目標,《意見》確立了2020年的發展目標,即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更加成熟定型,基本形成軍民深度融合發展的基礎領域資源共享體系、中國特色先進國防科技工業體系、軍民科技協同創新體系、軍事人才培養體系、軍隊保障社會化體系、國防動員體系。為達成這一目標,《意見》注重深化改革破除融合障礙,注重創新驅動增強融合動力,注重開放包容拓展融合空間,注重協同聯動形成融合合力,注重共用共享釋放融合紅利,提出了全面的政策措施和要求,為實現兩大建設融合互動指明了方向。

  實現創新能力“驅動”

  創新能力本質上反映了一個國家在世界競爭體系中的動態位勢,也反映著國家發展和安全所倚重的經濟技術基礎性質。創新水平直接決定了兩大建設融合發展實現的程度。《意見》先后十幾次提到“創新”,提出了“加強科技領域統籌,著力提高軍民協同創新能力”的要求,深刻反映了當代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規律。

  在歷史上,人類先后經歷了原始經濟時代、農業經濟時代、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代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時代,每個時代都有一種主導經濟技術統領天下,並有一兩個國家處於領跑地位。目前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美國在各主要經濟技術領域仍具有優勢地位。由此引發我們思考,對一個大國而言,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是否達到融合狀態,最重要的是看國家發展和安全建立在什麼樣的物質技術基礎上。這一點至關重要。

  回眸歷史,至19世紀中葉,在西方外部強力作用下,古老中國的文明演進進程被迫中斷,被強行納入西方主導的近現代化軌道。在中國近代化初期,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晚清經濟體量仍很龐大,佔世界經濟總量很大比重。表面看來,巨大社會財富未能有效轉化為國防實力,導致“國富兵弱”,是晚清政權腐敗和國防政策不力造成的結果。但這只是一種表象。根本原因在於,晚清的GDP主要建立在農業文明之上。一個堆積在土布、糧食以及絲綢、茶葉、瓷器基礎上的華夏帝國,即使經濟總量再龐大,也是不可能戰勝以工業機器為根基的西方文明的。由此看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所發展起來的產業技術,由於缺乏足夠的近代化母體哺育而成為孤懸的“飛地產業”,最終走向失敗也就不足為怪了。

  歷史一再証明,強國之所以能夠稱強,關鍵在於當世界技術形態發生重大轉換之際,能夠適時轉換本國的技術基礎,並以領先於當代的物質技術力量為基礎構建強大軍事力量。今天,我們謀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視力所及決不能僅限於資源上的優化和節約,更重要的是提升創新能力,建立強大創新機制,使國家兩大建設的融合登上時代之巔。進一步說,現代國家發展和安全的本質是贏得動態主導權。這種主導權從何而來?答案就是——創新。

  當今世界范圍內,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重大顛覆性創新不斷出現,各大國都在搶先進行創新戰略部署。可以說,創新已經成為大國競爭和綜合國力比拼的新賽場,誰主導創新,誰就能主導賽場規則和比賽進程。世界主要國家正竭力謀求通過集中精力於最具突破性的軍事技術領域來加強軍力,推動手段主要有:積極調整創新體制應對各種潛在的“技術突襲”﹔對核心前沿技術創新項目進行前瞻布局、密集投資﹔構建向全社會開放的軍產學研協同創新體系﹔充分發揮小型民用技術企業的創新作用。美國高調提出“第三次抵消戰略”,意在通過顛覆性技術創新把潛在對手國家遠遠甩在后面。俄羅斯成立的先期研究基金會,已成為國防創新的“技術直梯”,扶持了不少突破性創新。日本廢除了長期實行的“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則”,其防衛省開始直接資助高校從事軍事項目研究。顯然,面臨這一競爭態勢,不進則退,不融則敗,隻有努力在創新發展上進行新部署,才能跟上世界發展大勢,牢牢把控未來發展和安全的主導權。

  可見,對一個大國來說,要實現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長遠性、穩定性的融合發展,根本路徑是要通過軍民協同創新,使本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經濟技術形態與世界先進水平保持協調一致,建立起領先於世界的先進經濟技術力量和國防力量,這樣才能實現終極意義上的富國強軍。

  在獲取融合發展的創新功能方面,我們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在一些領域還存在諸多瓶頸。針對這一現實,《意見》明確提出,要“加快軍民融合式創新,整合運用軍民科研力量和資源”“完善軍民協同創新機制”。這就要求我們,在推動兩大建設融合發展上,既要發揮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集中力量、協同攻關的體制優勢,更要把目光投向民間和社會。今天在很多技術和產業領域,高手在民間,一些民營企業手中掌握著不少創新絕活,有的已經處在世界創新前沿。應當在體制內專門開辟一些“入口”,給優勢民企、民用高技術、民間高手快速進入軍事創新鏈條留出通道,加速顛覆性技術創新。

  目前,軍事競爭的戰略必爭領域,也是牽引經濟、科技發展的重要制高點,在太空、網絡等新興領域形成先發優勢和非對稱制衡能力,對於統籌國家發展和安全意義重大。今天,我國發展正處在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發展的新階段。謀求以世界先進技術形態為制高點的國家發展與國家安全的深度融合,是我們堅定不移的目標。這就需要充分發揮軍事需求對重大科技創新的牽引作用,通過在軍事領域的率先突破實現以軍帶民,催生更多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助推經濟轉型升級。我們隻有把國防系統長期積澱形成的優質創新資源和技術,加速轉向民用領域並實現充分的開放共享,才會激發無盡的創新活力,催生一大批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加速經濟結構轉型升級。

  進行國際國內“統籌”

  如何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條件下統籌好國家發展與安全,是一個重大課題。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剛剛打開,那時的開放更多的還是一種單向開放,即單向度地從國外引進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再將勞動密集型的“中國制造”產品出口海外,以產品出口融入國際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經濟循環體系。但經過30多年的對外開放,中國已深度融合於世界經濟,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第二大吸收外資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我國對外開放既有引進來又有走出去,隨著開放的全速雙向推進,中國制造、裝備、技術乃至資本正加緊走向全球各地。目前,我國境外企業大量增加,所面臨的安全風險也不斷增加。據不完全統計,自2010年至2015年,共發生涉及中國企業機構的各類境外安全事件有345起。

  事實証明,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一國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在本國封閉域內是無法實現和完成的。國內發展與安全的關系,與本國在國際格局中的發展和安全態勢息息相關。歸根到底,大國經濟的全球化和利益的全球化,必然要求安全保障的全球化。對此,《意見》以寬闊的全球視野謀劃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深度融合,從世界格局變遷中規劃我國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明確提出“統籌海洋開發和海上維權”“實現開發海洋和維護海權的有機統一”“維護國家海外利益”等戰略任務,在統籌國內外大局中拓展了軍民融合發展的空間。

  促進制度政策“兼容”

  制度政策“兼容”,就是從國家戰略全局出發設計的體制、機制、政策、法規、標准體系,充分兼顧國家發展和國家安全,能夠對當下經濟社會發展的“棋局”與未來戰場的“戰局”作出通盤謀劃。在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段時期,我國一直實行黨政軍一體、平戰一體的國防建設模式,較好滿足了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國防建設需要。近些年來,由於種種原因,對國防建設的領導和管理職能出現了一定的分化,逐步形成了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相對隔離、各自運行的“二元結構”。

  為有效化解軍民分離二元體制結構,《意見》提出了系統的改革思路,即堅持問題導向,將影響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單靠軍地某一方面或一個部門難以協調解決的突出問題、各領域融合發展亟須解決的關鍵問題通盤考慮,構建了一個包含規劃、體制、機制、政策、法治、標准、信息在內的綜合舉措體系。

  按照《意見》要求,實現制度政策“兼容”,最重要的是以深化改革突破體制瓶頸和利益樊籬。兩大建設融合本質上是利益整合,體制改革則是相關利益整合的深刻反映。針對當前軍地“兩張皮”和“多龍治水”等問題,迫切需要通過深度融合實現軍民之間的“車同軌、書同文”,從根本上解決“有資源無聚合、有實力無能力”的問題。凝聚力量、破解難題的關鍵,是在融合上形成黨和國家堅強的意志執行力。隻要我們深入學習貫徹《意見》,充分發揮我國的整合資源搞建設、統籌協調辦大事等制度基因優勢,我們就能凝聚起推動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強大力量。(作者單位:國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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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沈王一、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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