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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鳴: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

2016年07月11日08:03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議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中等收入人群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石,是構筑可持續發展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基礎。我們要充分認識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對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大意義,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作為轉方式調結構的重要途徑,通過深化改革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供制度保障。

  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有多方面原因

  中等收入群體通常是指一個經濟體中收入達到中等水平、生活較為寬裕的群體。這個群體具有較為穩定的收入,較強的消費能力,受過良好的教育,多從事專業性較強的工作,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依托力量。國際上對中等收入群體缺乏統一的衡量標准,用得比較多的是世界銀行“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的標准。按此計算,我國中等收入群體佔總人口比重約為五分之一左右,不僅大幅低於發達國家水平,也明顯低於這些國家與我國處在相同發展階段時的水平。我國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有所處發展階段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受到發展方式和體制機制的影響。

  從發展階段看,我國剛邁入工業化中后期,生產活動以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服務業剛剛超過第二產業,但知識和技術含量高的專業服務業比重偏低,導致勞動收入相對於資本報酬偏低。同時,高質量人力資本比重偏低,也影響到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雖然我國高等教育招生規模逐年擴大,現在每年已超過750萬人,但由於人口基數大,總人口中接受過高等教育者的比重仍然很低,2014年我國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比重僅為11.5%,遠低於OECD成員國的平均水平。

  從發展方式看,長期以來依靠要素驅動的粗放型增長,重投資輕消費、重物質資本輕人力資本,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者份額和居民最終消費佔GDP比重仍然偏低。近年來,隨著農村勞動力轉移跨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轉折性變化,初次分配中的勞動者份額有所提高,但仍處於較低水平,影響了中等收入人群的壯大。

  從體制政策看,我國要素市場發育仍然滯后,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受到制約。勞動力在城鄉、區域、行業間流動還存在各種顯性和隱性障礙,特別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緩慢,難以獲得與戶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務及教育、就業和升遷機會,抑制了這部分人的收入增長。農村土地改革滯后使得土地缺乏流動性,導致農民的土地權益難以有效轉化為實際收入。資本市場仍不完善,實際利率水平長期受到壓制,導致大量中低收入居民的儲蓄通過低利率間接補貼給了低效率企業和部分高收入人群,形成逆向轉移支付。

  今后一個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時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到能否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順利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關系到能否轉方式調結構,切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我們應站在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高度,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推動國內市場規模擴大和層次提升﹔著力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促進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形成經濟持續發展新動力。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與轉方式調結構互為促進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成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跨越,2015年人均GDP已接近8000美元,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與進入這一階段的大多數經濟體一樣,伴隨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我國進入了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發展動力轉換期,經濟增速從高速進入中高速,經濟結構矛盾凸顯,主要依靠要素驅動的發展方式動力減弱。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利於轉方式調結構,轉方式調結構則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途徑。

  第一,進入經濟新常態,我國產業結構層次低、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的矛盾逐步顯現。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利於提高勞動者受教育水平,提升勞動者素質,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提高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傳統的人口紅利逐步消失。2012年16~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首次出現下降,當年淨減少205萬人,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分別減少244萬人、371萬人和487萬人,累計已減少1000萬人左右。勞動力供需形勢變化推動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貨幣工資年均增長13.2%,農民工工資年均增長13.5%,高於同期勞動生產率(按現價計算)年均增長11.1%的水平。

  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勞動力低成本要素比較優勢將明顯弱化,這就要求通過教育培訓和人力資本投資,使勞動力素質提升抵消勞動力數量增速放緩,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中等收入群體更加重視人力資本投資,從近年來的情況看,我國適齡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大幅提升,出國留學人數快速增長,這與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是分不開的。從調查數據看,中等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往往是最大支出項。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利於增加全社會的教育支出和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勞動者素質,從而為轉方式調結構創造條件。

  第二,進入經濟新常態,我國發展方式粗放,依靠要素驅動發展的矛盾逐步暴露出來。轉變發展方式,提高創新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要求激勵人們通過創新性勞動實現價值,提高收入,這是有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途徑。

  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經濟增長過多依靠投資拉動,依靠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足。國際金融危機后,隨著投資規模大幅擴張,投資邊際產出效率趨於下降。從2008年到現在,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的投資已顯著上升。過去一個時期,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呈現下降趨勢。

  今后一個時期,創新能力不足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通過創新培育發展新動力。各類專業性人員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創業創新是有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途徑。這就要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加強對創新人才的股權、期權分紅力度,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提高科研人員成果轉化收益分享比例,提高科研人員收入。

  第三,進入經濟新常態,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嚴重,主要依靠生產能力大規模擴張支撐經濟發展的問題逐步顯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除過剩產能和僵尸企業,有利於提高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和資源再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為提高職工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創造條件。

  進入經濟新常態,伴隨經濟增長的階段性轉換,鋼鐵、煤炭、石化、有色、建材等傳統產業的產能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在國內外市場需求變化的作用下,傳統產業面臨嚴重的過剩壓力。從供需發展趨勢判斷,傳統產業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將要結束。過剩產能和僵尸企業事實上阻礙了企業勞動生產率提升和技術進步,使企業過度依靠生產要素的投入,長期停留在產業價值鏈低端,進而影響勞動力素質提高,也影響到職工工資的穩定增長。要通過產業升級和價值鏈提升,提高職工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通過自身人力資本投資獲得更高的收入回報。

  深化改革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供制度保障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需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推動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培育發展新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供制度保障。

  加快教育制度改革,加大人力資本投資。繼續加大基礎教育投入,鞏固提高義務教育,加快普及學前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提升基礎教育質量,縮小城鄉教育差距。加快現代職業教育建設,增強職業教育的實用性,培養大批技術技能人才,加大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和崗位技能培訓,建立健全與受職業教育的勞動人才相適應的專業技術職稱評定制度。推進高等教育招生考試制度改革,推行初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和綜合素質評價,扭轉應試教育傾向,建立健全多元招生錄取機制。在各類學校招生和國有企事業單位招聘中,對弱勢群體給予更多定向名額,使他們獲得更多發展機會。

  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促進社會流動。對農民工數量佔比高的特大城市,建立“積分落戶”制度,促進有穩定就業和住所的農民工有序落戶。提高勞動力的流動性,促進農業人口轉入非農部門,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促進勞動力在地區、行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降低就業的隱形門檻,提升選人用人的透明度和公平性,鼓勵社會成員通過努力奮斗實現人生目標。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社會活力,為有志向有能力的社會青年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加順暢的流動渠道。

  加快科技體制改革,建立新的激勵機制,提高科研人員收入。深化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管理改革,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加強對創新人才的股權、期權分紅力度。鼓勵科技人才和科研成果直接進入市場,按科技要素實現價值回報。創新科研經費管理體制,激發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技術工人福利待遇和社會地位。

  加快土地制度改革,提高農民財產性收益。支持引導進城落戶農民依法自願有償轉讓土地承包權,擴大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鼓勵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在具備條件的地方實行地票制,農民宅基地還耕后,集體建設用地指標變為資本,可攜帶入城投資創業。(王一鳴,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編:沈王一、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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