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的道德基因

　　經濟學要不要重視人類的價值觀？顯然要重視，但現代經濟學冷冰冰的理論分析毫無先哲們的情懷。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不僅論述了人類的逐利行為會帶來“勞動生產力上的最大增進”，還論述了其會侵蝕人們“蘊含更慷慨、更高貴、更細膩的情感的能力”。在生命的最后時光，斯密不顧年老力衰，全力以赴對《道德情操論》進行第六版修改。斯密寫道：“為了獲得這種令人羨慕的境遇，追求財產的人們時常放棄通往美德的道路，不幸的是，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財產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時截然相反。”斯密以后的很多經濟學家，如馬克思、密爾等，與斯密一樣，不僅關注財富增長的路徑，而且關注公共政策的道德內涵和意義。

　　可惜的是，19世紀晚期以后，與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逐步激活人們的物質欲望相適應，經濟學的道德科學屬性越來越弱化。與其關聯的生態危機、誠信危機、人道主義危機，讓21世紀的人類深感斯密的擔憂是對的——“追求財產的人們時常放棄通往美德的道路”。

　　“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財產的道路”之間到底是什麼關系？經濟學界尚未嚴格分析過這個問題，但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對此有過思考，而且與斯密不謀而合。《傳子》認為，“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但接下來的觀點與現代經濟學完全不同，不是順應人的逐利本性，在滿足個人利益最大化條件下尋找實現消費者均衡乃至完全均衡的經濟政策﹔而是主張壓制逐利、褒獎尚德，即“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恥存”。在中國古代聖賢看來，第一，逐利對於個人是危險的。如《道德經》所言，“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第二，逐利對於國家也是危險的。《漢書》中講，成康以來，治世夢想很多，卻沒有回歸太平盛世，隻因“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第三，抑制逐利本性可以促使人們走向美德之路。《尸子》言，“無私，百智之宗也。”曾子說，“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這裡“智”“學”的指向即是美德。與現代經濟學反復講述經濟人如何實現利益最大化不同，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是走上廣修美德之路，如《道德經》所言，“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為什麼？《易經》從反面作了論証，“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不恆其德，無所容也”。《漢書》予以正面論述，一個有仁德的人，雖然不去追逐經濟利益，但能使人“致其愛敬”“盡其心”“盡其力”“成其功”。其內含之義是，“通往美德的道路”也是“通往財產的道路”。

　　最近興起的行為福利經濟學意識到這一點，提出一個人的教養所形成的“信念”決定了他的社會生態圈，從而決定了他的財富。不過，這些研究還沒有成為主流，也遠不如中國傳統文化的論述深刻。中國經濟學研究者應批判吸收現代經濟學的優秀成果，從光輝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掘思想資源，創造中國風格的經濟學，為人類打通通往財富和通往美德的道路。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