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從嚴治黨：把握規律與自覺實踐

習近平總書記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總結會上提出了要把握從嚴治黨規律的重要課題。他指出：“從嚴治黨有其自身規律”“使從嚴治黨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來，集中到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 執政能力、保持發展黨的先進性上來。”隻有認識並自覺實踐規律的要求，全面從嚴治黨才能取得實效。

一、黨的先進性和歷史使命決定了從嚴治黨成為黨的建設的必然性要求﹔要在深刻認識從嚴治黨必然性基礎上自覺發揮主動性

從一般意義上講，從嚴治黨，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和黨章黨規要求強化自身建設，做到標准高、要求嚴。顯然，這不是任何政黨都有的一般性規矩，而是共產黨的性質、歷史使命引發的特殊性要求。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擔負著徹底改造社會的艱巨歷史使命，誕生大都無合法地位，處於舊政權壓迫之下，為發展和取得勝利，必須把自己凝聚成為思想統一、組織團結、行動一致的戰斗整體，把力量集中在一個攻擊點上，去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因而，從嚴治黨成為共產黨在黨的建設上的必然性要求。由於入黨是先進分子自覺的政治訴求，是自願行為，參加黨就意味著接受黨的綱領章程，接受組織紀律的約束，所以從嚴的要求既是必須做到的，也是能夠做到的。從世界共產黨的發展歷程看，馬克思在創建早期工人階級政黨時指出，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在馬克思恩格斯指導下制定的第一個共產黨章程《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規定了嚴格的紀律，要求盟員的生活方式必須符合同盟的目的。從嚴治黨思想也體現在列寧建黨的全部實踐中。按照列寧的設想，在俄國要建立的黨不是舊式的、鬆散的、改良的社會民主黨，而是擔當革命任務的新型政黨，“組織能使力量增強十倍”﹔共產黨必須以先進理論為指南，實行嚴格紀律﹔入黨必須參加組織，接受組織管理和監督。列寧以此作為入黨的一個條件，為此還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正因為列寧建立了那麼一個好的黨，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領導的國際幫助、指導下誕生的，面臨著更險惡、更困難的環境，在醞釀建黨過程中，克服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所以從嚴治黨的要求一開始就非常明確，而且始終如一，體現在歷屆黨章和全部黨規黨法中。老革命家彭真在參觀一大南湖紅船時意味深長地說， “這隻船很小，但前途遠大”。確實如此。黨誕生時隻有幾個小組、幾十位黨員，歷經90多年奮斗，至今成為擁有8000多萬黨員、幾百萬個基層組織的大黨，而且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功執6多年，創造了近現代政治文明史上的奇觀。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道何在？除了正確的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代表人民利益的綱領路線，就是依靠從嚴治黨保持了黨的戰斗力、凝聚力，有效地執行了黨的綱領路線。正是有了從嚴治黨，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 先進的政黨，而且成為組織得最好的政黨，具有最強軟實力的政黨。可以說，中國共產黨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從嚴治黨舉措，是在深刻認識必然性基礎上自覺發揮主動性、能動性的結果，今后，為了黨的事業繼續發展，還必須繼續發揮這種主動性，自覺踐行從嚴治黨要求。

二、從嚴治黨的主線始終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和戰斗力，具體要求又與黨的環境、任務和自身狀況密切相聯，具有時代特征﹔要不斷提出新要求，完成從嚴治黨的新任務

對於共產黨來說，從嚴治黨的主線始終不變，即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同一切弱化先進性、損害純潔性的傾向做斗爭，在此基礎上保持和提高黨的戰斗力。由於黨的情況不斷發展變化，從嚴治黨的具體要求又是與黨在不同時期的環境、任務及自身狀況相聯系的，具有時代特征。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處在白色恐怖和殘酷武裝斗爭中，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當時的環境、任務突顯了從嚴治黨要解決的兩個問題，一是在發展、擴大黨的隊伍同時防止投機分子混入黨內，也拒絕落后分子入黨，保持純潔性，這是黨生死攸關的問題﹔二是面對農民小資產階級成分在黨內佔多數的現實，注重思想建設，以無產階級思想克服農民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保持黨的先進性。在殘酷的斗爭考驗面前，缺乏信仰的人一般不會冒著生命危險加入共產黨，革命意志不堅定者，也很容易被淘汰，所以當時的客觀環境下，實行從嚴治黨相對容易些。黨執政后，地位、環境、任務、自身狀況都發生根本變化。從嚴治黨在客觀上更具有緊迫性，落實的難度也更大了，而且每個時期要解決的問題也非常突出。黨執政初期，剛剛進入大城市，最迫切的問題是防止驕傲、貪圖享樂等消極情緒，抵制資本主義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腐蝕。解決這些問題，黨才能鞏固政權。當時的“三五反”運動就是著眼於這些問題的。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政權初步鞏固后，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經受執政考驗，防止執政黨脫離群眾、克服官僚主義，是如何嚴格要求黨員，“為更高的共產黨員標准而斗爭”八大后也採取了相應措施。進入新時期后，黨的主要任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實現現代化，從嚴治黨要解決的問題是確保黨成為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堅強核心。新時期也經歷了不同階段，也有不同具體要求。從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主要是解決“文化大革命”給黨造成的思想、組織、作風不純，特別是端正黨風，恢復、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為領導現代化建設做思想、組織、作風的准備。1980年代的整黨就是為此開展的。十三大后我國改革開放步伐明顯加快，特別是十四大后我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隨著形勢發展和改革深入，執政、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和外部環境的考驗更加嚴峻，黨的思想、政治、組織、作風建設都面臨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這裡，既有領導能力不適應領導需要的問題，也思想、組織、作風狀況不符合黨的性質、宗旨的問題，包括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和消極腐敗等等。所以，這一時期的從嚴治黨，一是要提高黨的執政水平、領導水平﹔二是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從十四大到十七大，黨都在強調這個問題。從1990年代的“三講”，到2000年代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學習實踐科學發展活動、創先爭優活動，都內在地蘊含了這些要求。十八大開啟了我國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又一新階段，為了完成這一艱巨任務，需要黨進一步加強自身建設，具有攻堅克難的打鐵硬功夫﹔同時更好地貫徹群眾路線，實現對人民群眾的再動員、黨心民心的再凝聚。因此，十八大以后的從嚴治黨也聚焦於兩個問題，一是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克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二是集中力量做好反腐倡廉工作。這兩方面工作的收效都十分明顯。回顧歷史可以看出，黨的事業發展，不斷給從嚴治黨提出新問題，隻要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沒有完成，從嚴治黨就永遠在路上，是個常講常新的課題。黨必須緊緊把握時代脈搏，緊密結合實際，迎接新挑戰，提出從嚴治黨的新要求，完成新任務，使從嚴治黨成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銳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