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摘要﹞“新常態”在當下已經成為討論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態勢中一個使用頻率非常高的概念。“中高速”、“結構調整優化”、“創新驅動”是“新常態”的三個關鍵詞。中央勾劃了“新常態”的九個特征。在走向和適應“新常態”時，我們還要引領“新常態”，調動一切潛力和積極因素，按照現代國家治理的取向，對接“新常態”，打開新局面，打造升級版，真正提高增長質量。

﹝關鍵詞﹞新常態﹔中高速﹔結構調整優化﹔創新驅動

﹝中圖分類號﹞F12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314(2015)01-0004-07

﹝收稿日期﹞2015-01-10

﹝作者簡介﹞賈康，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學會副會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新常態”在當下已經成為討論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態勢中一個使用頻率非常高的概念。習近平總書記於2014年5月首次提及“新常態”這一概念，同年9月再次提及。在不久前的APEC第26屆部長級會議上，習總書記又一次專門展開地談到了“新常態”。對習總書記系列講話和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進行梳理，有助於進一步理解“新常態”的內涵。

一、“新常態”的三個關鍵詞

第一個關鍵詞為“中高速”。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現在合乎規律地需要階段性地有所改變，原來的兩位數10%以上的高速增長狀態，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各個國家、各個經濟體的發展經驗無一不表明，這樣的一種高速發展階段勢必要發生變化。中國現在的實際生活當中，種種相關因素及指標分析，都指向這樣一個階段性變化已經到來的基本認識。所以“中高速”就是會以不同於兩位數高速增長狀態的新階段來取代原來的舊階段。“新常態”的“新”字，首先表現運行形態上的這樣一種變化和階段性的轉變。“新”字后面跟的是“常”字，所以還得進一步考慮中高速在“新”之后，怎麼樣趨穩，怎麼樣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即成為常態。

現在我們的觀察是，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幾年的增長速度下行之后，並沒有完成探底過程，所以現在進入“新常態”是要繼續完成這樣一個探底。在完成探底的過程中，中央已明確地把當下局面表述為“三期疊加”，一個是增長速度的換擋期，一個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還有一個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我認為在三期疊加這個描述后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改革攻堅克難的推進期。增長速度進入換檔期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決定的﹔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動選擇﹔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必經階段。把改革攻堅克難的推進期放在三期疊加之上，意在必須強調我們主觀能動因素的發揮。

“中高速”這個概念所隱含的邏輯，是在我們完成探底之后，應該趨穩，趨穩以后要得到一定發展動能的積蓄，就是蓄勢。然后要對接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應該力求對接到一個盡可能長時間的中高速增長平台上，雖然其具體的量值現在還不好判斷。從近年來看，2012年我們是主動從8%以上的增長速度往下“破八”，提出了75%的年度增長目標，到2014年明確表述為“75%左右”，而且它不再作為年度目標，而是作為一個預期值，這是合乎客觀規律的。隨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越來越多地依靠市場在波動中間去配置資源，政府關於年度GDP的具體量值的設定，科學的說法不應該認為是要求完成的目標，而應該是一個預期值。那麼“75%左右”的表述，自然代表的是一個區間，這個區間還要進一步在探底過程中間明確它的可接受下限。這樣的一個中高速的探底過程伴隨著的現象后邊，有實質性的追求，是更為深刻的內容。我們要通過下行之中必要的“穩中求進”的掌握，相對平緩地完成這個探底過程之后，對接到新的“中高速”增長平台上面。它的速度和年度預期值的表現，並不是實質的問題，實質的問題是在這個演變過程中間，我們的經濟增長質量是不是得到提高，人民群眾是不是得到實惠。經濟社會生活中可以評價的綜合績效乃至社會公眾的幸福感是不是得到維系和提升——這才是問題的實質，因為經濟的發展一定要落到“以人為本”的本原追求上。

習近平總書記有一個重要表述：“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幾十年發展過程中間，我們意識到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僅僅表現在GDP增長速度上，不能簡單以GDP論英雄，不能陷入GDP崇拜、GDP挂帥。經濟生活必須要有更豐富的指標體系來衡量它的發展變化。那麼現在對中高速平台上的追求而言，實質上要追求的東西是讓人民群眾得實惠，而且使人民群眾得實惠要有后勁，不是隻得實惠於短期，而是要中長期盡可能地銜接到全面小康和全面小康以后向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發展，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內在聯結，可形成對於“中高速”實質內容的理解。關於合乎人本主義的發展實際追求的這種理解，就引出了第二個關鍵詞“結構調整優化”。

第二個關鍵詞為“結構調整優化”。實際生活中間密切關系到經濟增長質量、關系到人民群眾實惠和幸福感的，一定是資源配置中的結構優化。結構優化了，我們也才能夠遏制現在已經感受到的前些年粗放型增長帶來的環境危機因素。比如說以“霧霾”為代表的顯著壓力和危機因素：霧霾動不動就侵襲大半個中國，帶來人民群眾生活裡面的種種不滿，影響人民群眾生活質量和幸福感。結構優化便要更多體現在以低碳、綠色、循環經濟為導向，更多考慮到推進節能降耗，優化我們的產業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生產中的相關行業結構和技術經濟結構。各種各樣的結構優化因素合在一起，經濟增長質量應該得到提升。把經濟增長質量的追求體現在結構調整、結構優化上，我們對“新常態”的認識在第二個關鍵詞之下就深入得多了。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上可以驗証：如果我們看到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結構優化中能夠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也就是在真正落實“加快發展方式轉變”這個我們說了多年的要求。在經濟探底過程中，GDP增長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觀察這個過程中間增長質量是不是真的提高，我們的綜合績效是不是進入了上升軌道。

第三個關鍵詞是“創新驅動”。在全球化時代，國際競爭與合作的大背景下，我們的市場經濟中，必須推崇公平競爭和競爭中潛力活力的釋放。而要取得競爭中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唯改革創新者勝”。首先，管理要創新﹔其次，科技要創新。

這些年來，“走創新型國家道路”已成為我國的一個基本國策。管理創新和科技創新顯然有互動，比較好的管理可以鼓勵各個行業、各個企業中可能成為創新者的個人，更好地發揮他們的創新潛力。但是光講這兩個層次的創新還遠遠不夠，從宏觀的角度看，制度創新至關重要。中國現在正在經歷的是經濟社會制度安排必須要完成的轉軌，以“大踏步地跟上時代”。在改革開放30多年成績的支撐鋪墊之上，還要在新的全面改革歷史時期攻堅克難，把改革進入深水區面臨的一系列挑戰應對好，把需要克服的矛盾困難真正化解。我們的改革顯然有它的難度，我們不得不先易后難，這麼多年從淺水區逐漸推到深水區以后，看到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怎樣啃硬骨頭，怎樣真正“沖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解放生產力，怎樣進一步提升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境界，這些難題已由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通盤部署。“新常態”之下，必須抓住制度創新這個“關鍵一招”，釋放制度紅利這個“最大紅利”，通過制度安排、運行機制的創新，打開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的空間，充分調動千千萬萬的分散的社會成員、市場主體釋放潛力和創造力的積極性。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們可以簡稱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或者稱為現代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取向是中國進入1840年鴉片戰爭歷史節點以后，整個近現代史過程中一貫的追求。1840年之后，我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積貧積弱，內憂外患，被動挨打，不得不尋求改變這種悲慘境地而走向現代化的途徑。上個世紀中國三件大事，都與追求現代化直接相關。第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它所提出的振興中華，走向共和，就是以現代化為取向的﹔第二件大事，1949年新中國成立，其后以“一五時期”為標志，展開大規模經濟建設，爭取盡快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工業體系，又是以現代化為取向，即使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傳統體制下，甚至在文革浩劫中，我們都強調必須爭取實現“四個現代化”，即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第三件大事，改革開放，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清晰地規劃了“三步走”的現代化戰略宏圖。以現代化為取向的現代國家治理，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之夢。國家治理的制度安排和機制連接，明顯地不同於我們過去所說的管理。“管理調控”裡邊的管理與治理相比，有重要的實質性差異。“管理”所強調的是政府主體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式的架構，大局由政府掌控、調控。但“治理”更強調的是政府這個主體和其他的多元主體充分互動，是把管理和自管理，調控與自調控，組織和自組織結合在一起，尋求各種積極性、潛力、活力以最大可能性來釋放。這也就是胡錦濤總書記曾對國際社會明確宣布的我們所認可的現代文明的前沿概念——包容性發展，包容性增長。包容性在最大化的狀態之下和解放生產力的追求之下，我們把它提煉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這樣的一個新的境界，這樣的一套新的制度安排和機制連接，自然而然要關注的是市場要具有現代化特征。現代市場體系能夠通過自身的資源配置機制達到活力的釋放，多元主體互動的創新驅動，就應該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結合十八大以后現在市場體系建設中間所強調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總體而言發揮決定性作用。市場產權基石改革上，要主打混合所有制，淡化貼標簽式的爭議，在標准的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的框架下，在法治的保障之下，清晰產權，把公有的、非公有的、國家所有的、非國家所有的，在一個個市場主體中混合起來，進一步打開包容性發展共贏的空間。微觀層面上的治理機制和宏觀層面強調的治理機制，它們邏輯上是聯通的，都是給出創新驅動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機制創新建設的有效供給。

制度安排、機制建設所帶來的創新驅動，應該合成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科技創新互動的發展潮流，來支撐我們的“新常態”。按照合意的這樣一種前瞻和預想，要爭取給出對沖我們面臨的下行壓力后的淨升值，即對沖下行壓力以后，淨的上升值能夠對接到比如說7%左右、盡可能長的增長平台上，這樣的增長狀態有質量，由其帶來的升級版的種種正效應，就可以給人民更多的幸福感。而且，增速在世界范圍內比較大規模經濟體裡面，仍然是名列前茅的高增長。中高速的增長對於中國這樣發展中經濟體的領頭雁、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的代表來說，如果在未來8年、10年、15年甚至更長時間段裡面，能夠維持實現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同時成功打造升級版，那麼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就一定能夠按照我們的意願把現代化之路越走越寬。

二、“新常態”的九個特征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勾劃了“新常態”的九個特征。

第一個特征，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消費是整個經濟活動給社會成員帶來實惠的具體環節。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后，已經明顯感覺到新的時期我國的消費呈現排浪式的特征。“老三件”和“新三件”這種當時人民生活中最看重的三大件，經歷了排浪式的替代。老三件”、“新三件”排浪式的消費過后，又有升級版的私家車、住宅，還有現在仍可看到余波的旅游(包括出國旅游)，其中組團的旅游就帶有排浪特征。我國曾有到某一國外目的地的旅游會出現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旅游團，其排浪特征非常明顯，比如從開始的“新馬泰”再到后來的歐洲旅游。但是到了現在，中央作出判斷是排浪式消費基本結束了。比如我們看到出國旅游現在更加推崇的是有彈性的個性化設計，小團組，一個家庭或者一些比較親密的朋友，以不大的規模、多樣化的設計來形成各種具體的安排。不像過去那樣了，一下子來一個簡單的模式，有一個信息出去，多少人就踴躍參加。這樣的模式趨於個性化、多樣化，符合經濟體發展的普遍規律。20世紀80年代，北京的城市風貌中曾有排浪式的時尚，比如說一段時間裡面，某一種服裝成為大家追捧的對象，我記得曾經有紅裙子、黃裙子，大家都是趨同。而現在人們更認同的是在服裝這種事情上，一定要努力避免“撞衫”。從一個具體角度來看，生活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越來越表現的就是與眾不同的個性。消費方面這已變成了主流，表現在各種各樣的一般消費品，耐用消費品，特別是大家所看重的前沿上的一些消費形式上。這樣的階段顯然對我們的“新常態”，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要求。

第二個特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我們的基礎設施，首要價值是支撐經濟活動的。基礎設施在改革開放以后，客觀上需要一輪又一輪的升級換代，因為中國的城鎮化建設速度在加快，跟城鎮化伴隨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可避免地在不斷升級。從首都北京來看，比如說航空港已體現為首都機場幾輪的擴建改造，一二十年期間就展開了三輪機場擴建，已經擴建到了T3航站樓，但仍然滿足不了需求。北京已經在設計、建設第二機場。北京的公交體系開始試圖在地表從二環、三環一直建到現在有規劃的七環。原來想得相對簡單，當二環開通的時候，市領導同志非常興奮地說：“北京開始出現了沒有紅綠燈、暢通無阻的環形干道，以后的交通狀況就今非昔比”。但是很快發現有二環還無法滿足需求，需要打通三環，三環之后，所謂“攤大餅”的模式一直攤到了七環。現實生活告訴我們：繼續攤大餅不能夠適應需要了。現在這些年採取的應急性的對機動車限購、限號、限入等等措施，還隻能緩解當下的嚴重塞車擁堵，使矛盾后移。真正解決問題的，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升級換代。必須在北京這樣的中心區域，下決心加快建成和紐約、東京、巴黎、慕尼黑等等國際著名中心城市類似的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軌道交通網。北京的地鐵非常遺憾“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20世紀60年代初建的時候，與國際上的起步時間相比動手不算太晚，但當時的設想是與那個時代強調的防空、備戰備荒等等聯系在一起考慮。到了改革開放新時期，一開始沒有把注意力放在把地鐵的成網建設上來。現在我們正在不遺余力地加快地鐵成網的建設，其帶來的好處是可想而知的。紐約機動車的擁有量比北京高得多，它為什麼不用限購、限號、限入？當在中心區軌道交通以平價方式基本解決了一般交通需要的時候，機動車的購買者持有它主要是為了應急和周末節假日往外開去享受生活。其他的中心城市大同小異。中國現在有一大群百萬人口數量級以上的中心城市。這些中心城市的公交建設出路，就是中央所說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體系進入新境界。與其相關的，當然有一系列新技術、新產品、新商業模式，我們要充分利用市場來配置資源，提供有效供給。北京的地鐵四號線，是引入了香港的資本與政府合作，從而加快了四號線的建設，解決了政府財力不足的問題，而且引入了很好的管理經驗和機制。北京地鐵四號線的商業模式，在現在我們稱為PPP(公私合作伙伴關系，現在更多場合意譯為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新常態”就要特別注重創新驅動下發展新商業模式下共贏的新機制，運用好新技術，創造出新產品。

第三個特征，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了轉化，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我們前些年，具有很明顯的勞動力低廉這個相對優勢，這幾年已經看到，這個相對優勢逐漸成為過去式。這幾年從我們的生活中間可以感受到，稱為“農民工”的勞動者，他們的收入是翻了倍的。當然這對企業的影響也非同小可，但企業在這過程中間，勞動用工成本上升的同時，實際上也是一種壓力和動力，促使他們更多地考慮技術、工藝升級換代，更多地注重在提高人力資本質量的同時，通過創新開創局面。而在實際生活裡邊，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是什麼？是低端勞動者收入提高，就是人民群眾美好生活在低端就得到了體現，他們的收入“芝麻開花節節高”，越來越有奔頭，整個社會從原來的低收入階段，現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又在進入中高收入階段，我們未來的願景是希望能夠一路發展到高收入階段。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不可逆轉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要尋找新的比較優勢。我們現在已經更多地注重高水平地引進一些東西，不是再簡單的“大路貨”式招商引資，而且是開始努力大規模地“走出去”。中國綜合國力提升以后，注重在創新點支撐下有亮點地“走出去”，以高鐵為代表，我們的領導人現在不光是在亞非拉，就是到了歐洲，到了美洲，照樣會推介我們的高鐵。這一種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在“新常態”之下，同步發展，當然會帶來一系列新的問題，怎麼樣掌握好，怎麼樣在這個過程中間真正把我們新的比較優勢形成和發揮好，是很現實的重大問題。

第四個特征，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為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產業組織新特征。這和第一條說到的消費多樣化、個性化，顯然有內在的聯系。多樣化、個性化消費需要的是服務業更加豐富多彩。服務業裡邊，有和新興產業的互動——新興產業不止服務業，但是與服務業之間的聯系是非常明顯的。比如國家曾經規劃過“七大戰略新興產業”，這些產業發展過程中間，可能直觀表現為一些新的企業聚集園區的建設，而這些園區內的服務自然就會有新的要求，比如這些企業很少再考慮自己建一個什麼食堂，他是首選服務外包的方式，可能是要通過競爭性的招投標，選擇市場上的供應商給自己的員工提供工作餐，還包括給自己的機構提供綠植、外賣、清掃服務等等。各種各樣的服務業，在城鄉的生活裡邊可以無孔不入地去生長，因為實際生活有這個需要，方便群眾生活，方便企業運轉，會使我們的經濟活動更方便更有效率，同時也使整個社會活動更豐富多彩。小微企業這些年已得到了一定的重視和支持，通過工商登記的便捷化，通過結構性減稅裡面一系列的優惠，已經看到了正面效應。這幾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下滑，下行過程還沒有完結，還在繼續探底，但是引入“新常態”的一個值得我們肯定和欣慰之處，是增長速度滑到了8%以下，2014年又可能滑到了75%以下，但是我們的就業卻完成得相當好。2013年GDP增幅是77%，同時提供了1310萬個新增就業崗位。一個GDP的增長點，對應於170萬個以上新增就業崗位的提供，這是若干年前不可想象的。當然大學生就業難等等這些問題是需要重視的，但總體而言，就業的總體局面還不錯，這和小微企業的發展是有較大關系的。中小微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當然這樣一來，生產的小型化、專業化細分和“船小調頭快”的特征，就更值得我們特別重視了。

第五個特征，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余人口減少，要素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人口的老齡化這些年我們已有明確意識，另外一方面我們的農業的富裕人口的供給，已不像前些年那麼豐富了，我們要素規模的驅動力，從簡單以資本、以勞力的投入來形成的發展總體而言，正在走下坡路。這種要素投入在前面幾十年代表了我們粗放型特征的增長，加大投入，就形成了高速度。而現在我們面臨人口老齡化，又加上要素規模的驅動力在下滑，我們便需要在經濟增長中間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提高和技術進步。這種要素到了“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概念裡，特別看重的是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又離不開人力資本素質的提高。所以不能再簡單像原來那樣延續粗放型增長，而一定要抓住國民素質的提升、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使人力資本的升級換代伴隨著技術進步來打開我們“新常態”下高質量發展的空間。

第六個特征，市場競爭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質量型、差異化也對應著消費的個性，對應著中小微企業和它們的互動，對應著我們在具體打造升級版的過程中間更依靠人力資本質量提升帶來的創新。以它們來支撐在公平競爭情況下質量型、差異化的這種有效供給，是大勢所趨。這既是我們面臨的挑戰，又是現實生活中間的機遇，凡是有這種創新潛力的主體，企業也好，研究者也好，產學研互動的各種各樣的開發平台也好，就要看清這個大勢，抓住質量型、差異化的取向，使自己的有所作為的要素充分涌流出來，變成在競爭中間做大做強發展的現實。這裡大的背景是市場充分競爭、市場配置資源。如果能夠維護公平競爭，大家就有了更好的預期，在這些方面就會更好地放開手腳去追求質量，在這一追求中間實現自己的特定相對優勢。

第七個特征，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霧霾是個典型，表明環境承載力達到或接近上限，甚至在某些區域突破了上限。對霧霾的成因還在進一步研究，但是至少幾大要素不可回避，如機動車的尾氣，能源使用中各種各樣的廢氣排放，特別是燃煤的大量使用，還有粗放型施工過程中的揚塵等等。這些因素合在一起，形成了以PM25為代表的霧霾，對社會生活造成嚴重影響。這一環境承載力達到或接近上限的局面，一定要求我們在“新常態”之下推動綠色、低碳、循環經濟新方式，要找到節能降耗的長效機制，找到動員全體社會成員、所有企業，在經濟手段為主的調節之下，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自覺去節能降耗的一套制度安排和機制。“新常態”之下很多的改革正在發揮作用，以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來推進節能降耗。比如我們現在看到，2014年12月1日開始，煤炭資源稅的“從價”改革正式推出。“從量”變“從價”以后，因為結合著對各種各樣的收費作整體清理，在第一階段，煤炭行業實際負擔基本不變，但是機制變了。以后資源產品如煤炭和其他物品的比價，市場中會越來越體現它的稀缺性、金貴性，隨著它的價位走高，“從價”的依法的資源稅，是在價格形成中間的一個有份量的規范化的影響因子，在比價關系上促使大家越來越重視節能降耗。從煤到電，基礎能源在中國，它的比價關系和價格形成機制需盡可能地市場化，這樣就會在產業鏈的傳導過程中間，使我們的企業從利益出發自覺考慮，於比拼之中誰能夠更有效地節能降耗，誰就可能勝出，誰就可能做大、做強﹔那些不能經受這種考驗的企業，就有可能在公平競爭的環境之下被淘汰。這就是所謂的優勝劣汰，被淘汰的就是所謂的落后產能、過剩產能。政府要掌握的是改革力度。在每一輪改革推出來時，大多數企業經歷努力可以繼續發展，少數企業被淘汰出局，一輪做不到位，可做第二輪，通過這樣的方式推進結構優化，淘汰落后產能，使那些更能夠節能降耗的企業得到生長發展。到了老百姓這裡，也會影響最終消費品價格，比如說水會更貴，電會更貴，我們現在出行乘地鐵的票會更貴，這也是一個必然的趨勢。那麼政府要做的是什麼？需要設計好方案，在水、電等等價格變化過程中，有必要的話，及時適度提高低保標准，讓社會成員裡面最低收入階層的實際生活水平不下降。中等收入階層以上的人，在比價關系之下，調整自己的消費習慣、消費行為，逐漸促使大家更認同於低碳化的生活，產生種種新的合理消費習慣。這樣一來，從企業到居民，能夠在總體來說接受這種變化，又可以引入這種經濟手段為主的“新常態”長效機制，去推進綠色、低碳循環經濟的發展。

第八個特征，經濟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這首先是給社會一個信心，即大家所關心的金融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可控制在安全區之內。但是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這些風險前些年在社會上已經被人們所看重和討論，比如說中國整體金融概念中的M2，已經相當於GDP的兩倍，有些人拿中國和美國比就非常擔心，是不是“杠杆率”太高了？我們不排除數據上有這樣的特征。但中國有自己的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說直接金融不發達，主要是間接金融，造成M2一輪一輪的累積計算較多等等這些因素。雖然總體的判斷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央給出的應該是一個比較權威的意見，有相關的分析論証，我認為是具嚴謹性的。今后需要化解高杠杆，但是總體的風險現在仍然在可控狀態之下，說清這一理性判斷可以引導理性預期。大家都關心房地產市場有泡沫化表現，那麼現在顯然已得到了遏制﹔地方債達到天文數字了，有沒有可能爆發系統性風險？現在可認為總體上是在安全區，我們有把握避免因為地方債形成系統性的風險。這都是很重要的大判斷，這些判斷給出來，有助於使市場、企業人士對全局有一個理性把握。雖然看到問題，但是不至於簡單地跟著一些情緒化的說法，動不動就感覺前景非常不妙。人家來一陣子所謂中國經濟崩潰論的輿論壓力，很多社會成員甚至一些企業家就覺得壓力空前大難臨頭。中央現在給出經濟風險總體可控這個判斷之后，大家還要有一個思想准備，那就是消化各類泡沫和不同類型的風險因素，要持續一段時間。比如說在房地產市場上，要更多通過政策的適應性調整，讓市場來發揮優化配置作用，消化掉那些泡沫比較明顯時期形成的不良因素。2014年十一長假之后，北京的房地產市場顯然有了新的動態，結合其他區域的信息，這使我們更有信心地說，房地產市場在中國不是所謂崩盤，不是所謂斷崖式跳水。總體來說，它經歷了一個健康的“市場分化”以后的階段性調整，使我們今后更有把握防止過度泡沫化。

第九個特征，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初始點是原來的產能結構裡面有過剩因素，比如鋼鐵行業，現在還比較痛苦，總體的產能過剩之下，全國平均一噸鋼實現的利潤一度就隻相當於一瓶礦泉水，曾逼近全行業虧損。但是產能過剩怎麼化解？不是簡單依靠行政手段為主的關停並轉就可以了，關停並轉能解決一些問題，但是它主要是解決一些成規模的企業、重點企業裡的一些看得清楚的問題，大量的、數以千萬計的市場主體，它們的產能過剩還是不過剩，政府沒有本事去一一甄別，所以要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在優勝劣汰中來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實現結構優化與產業創新。所以化解產能過剩這樣一個大家都非常重視的命題，在中央的“新常態”相關要求裡面，也頗有新意：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要更多靠市場競爭給出的引導，在市場充分起作用的情況下，健康地去實現。

“新常態”的九大特征，聯系到前面所分析的三個“關鍵詞”，可以相對完整地理解“新常態”的相關內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八個“更加注重”：在“新常態”發展演變過程中間，要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注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這八個方面，過去曾經在中央的精神裡面、在很多的相關指導文件裡面都有體現，現在結合“新常態”又提出來，形成了有機結合的關系。

三、“新常態”下的五大任務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了2015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

第一，繼續穩增長。企業和地方政府在下行中受到的壓力，也是不可忽視的。穩增長“穩”字當頭，首先要維持整個基本局面可接受。

第二，培育新的增長點。除了穩之外，創新驅動，對增長點的尋找、打造和怎麼樣更好的培育，是非常重要的。在穩住之后，要進而追求長期發展的后勁可持續，必須以創新驅動形成新的增長點。

第三，加快轉變我國農業的發展方式。我國農業生產以糧食產量為代表的九連增，十連增，到十一連增，這個成績之下我們要看到問題：比如，我們的土壤中間由於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現在有很多的不良要素積累，形成土壤的板結和面源污染，又直接影響到我們的食品安全和長治久安。所以從2015年度開始，在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方面，中央有了前所未有的更明確要求。

第四，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經濟發展空間格局要優化，從國家的層面來看，至少以京津冀協同發展為代表，還有不同的功能區的搭配，怎麼樣使空間格局更合理，前些年就有探索，有一系列的規劃精神。習總書記高度重視京津冀一體化，這是在各種各樣突出問題裡邊擺得比較靠前列、首先要優化的一部分經濟發展空間格局。北京是“首善之區”，但怎麼會出現公交體系的半癱瘓威脅危機，北京及周邊地區屢屢被霧霾事件所打擊？所以不得不考慮怎麼樣更好地科學發展，首都的非核心功能要往外疏散，但方案如何做，涉及內容非常豐富，意義非常重大。對外還有現在明確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經濟帶，長江經濟帶，這樣一些宏大的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優化調整方針，其從內到外的戰略意義，非常明顯。中國在新的發展階段上對這樣的一些空間格局問題要優化，首先是政府要更好地引領專家群體，在規劃方面提升水平。因為規劃不能靠企業市場主體“試錯”解決，必須政府牽頭組織專家力量來做，而且要有高水平的拍板。專家可能有分歧，不同專家提出的不同方案、不同意見，需要有遠見的決策集團最后拍板選擇，這都是必須要經受的考驗。那麼現在，中央已經拍板的“一帶一路”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等，這些都看得出來思路的高瞻遠矚。

第五，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這是多少年來一直強調的。在目前這個階段，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很多很實際的問題，如大家所關心的保障房建設，從棚戶區改造開始，另外要根據實際情況把公租房廉租房概念並軌，因為它們在實際生活中已經很難形成清晰界線了，就應並成一個“公租房”概念﹔又順應老百姓的需求，推出“共有產權房”這種概念，比公租房的檔次高一點，購買者多出一點錢，有部分產權的特征，而入住者收入還會繼續提高，若干年以后在他自願的情況下，可以再出一筆錢，把這個部分產權房變成完全產權。很可能一些大學畢業生、年輕白領，住進去以后，也裝修也成家，又帶上了孩子，住得挺滿意，收入允許的時候，再出一筆錢就實現了自己完全產權房的心願。這種事情，要充分優化設計。另外，我國新醫改還在攻堅，怎麼樣在這個世界性難題方面交出高水平的答卷，我們還要拭目以待，還要共同努力。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在“新常態”的打造方面，中央在給出前面九大特征的具體描述、八個更加注重以及五項任務的這些要求之后，還有宏觀政策方面的交代：2015年要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鬆緊適度。要促進“三駕馬車”更均衡地拉動增長。要精心謀劃用好我國經濟的巨大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依靠促改革調結構，堅持不懈推動經濟發展提質增效升級，努力做到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

中央最后所強調的我們面對未來中國經濟仍然有巨大的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反映了客觀實際：在經歷亞洲金融危機、世界金融危機考驗和合乎規律地告別了“兩位數”高速發展階段之后，中國仍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市場潛力最大、增速最高的一員，特別是彈性即可塑性、回旋余地和“后發優勢”，絕非其他大國可攀比。在走向和適應“新常態”時，還要引領“新常態”，我們要有這種基本信心：中國的改革需要攻堅克難，會有一些困難，也不排除會有一些曲折，中國的發展也不可能簡單地一帆風順。但是要充分意識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有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這種頂層規劃以后，我們應充分看到巨大的韌性、潛力和回旋余地下我們的希望之所在——就是調動一切潛力和積極因素，按照現代國家治理的取向，對接“新常態”，打開新局面，打造升級版，把我們增長質量真正提高起來，為中國人民造福，也為與世界其他民族的共贏和平發展，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