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指出，必須堅決防止權力和金錢相結合、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深化改革，就要進而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裡。
一
不受制約的權力難免腐敗，絕對不受制約的權力有可能絕對腐敗。如果隻擁有權力而不承擔責任，隻行使權力而不接受監督，每一個執法者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法律破壞者，而每一個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這種破壞行為的受害者。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過：“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資本不斷擴張的沖動和權力不斷膨脹的欲望相結合，有可能產生“核聚變”，沖擊現有的界限，使法律的界限模糊，使道德的界限喪失﹔不斷擴大權力的邊界，滋生出一批貪得無厭、肆無忌憚、無法無天的“蒼蠅”“老虎”﹔毒化和敗壞黨風、民風，以致“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成為失范者的信仰，催生了近利遠親、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現象。
當權力調控市場，當權力與資本相遇，可以支配資本而又不受制約的權力，難免導致普遍性、塌方型腐敗，甚至成為馬克思主義所嚴厲批判的壟斷資本主義，徹底走向黨和人民的反面。
我們黨作為執政黨，要領導人民實現“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領導和駕馭市場經濟是對黨的新的考驗。在領導和推進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作為公有制實現形式的集中代表，也必須管理好公共資產特別是國有資產，權力不能不與資本相遇。政府要實施對經濟運行必要的宏觀調控和對市場的監督管理，權力不能不調控市場。
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中，有沒有辦法制約支配資本的權力？這個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尖銳地提了出來。
二
一般來說，在市場經濟中，資本既需要權力保護又要向權力尋租，權力既需要資本支持又必須限制資本，這種“二律背反”，其實來自市場經濟本身對道德的“二律背反”。
市場經濟是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體系，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歷史形式。但市場經濟本身並不能分辨善惡，市場可以容納各種各樣對整個社會來說極不道德的交易。市場經濟的互利原則，實際是各方“自私”利益相互制約的結果，不會自動產生利他佔主導地位的道德機制。主要靠驅動個體利益運行的市場經濟機制，也不會自動產生為社會整體利益著想的道德意識。資本追逐高額利潤，個人追求物質利益，導致拜金主義，排斥道德﹔社會追求公平、正義，市場遵守契約、規則，導致集體主義，要求道德。
對這種“二律背反”怎麼解決？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1759年）和《國富論》（1776年），觀點自相矛盾，留下“斯密悖論”。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認為“聖徒們”為了証明自己獲得上帝的救贖，就要積極勤勞致富。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顯示，華爾街的“聖徒”們並不顧及“上帝的救贖”，他們制造的金融創新種類繁多，信貸衍生品花樣百出，撈一把是一把，騙一回是一回。“上帝”面對市場經濟的“二律背反”也無能為力。
市場經濟有兩個起點：每一個經濟的個體，都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資本的本質）﹔每一個真實的個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自私的本性）。它是市場經濟的動力，正是這兩個最大化，進入市場經濟運作，演出了一部劇烈競爭、效率至上的交響曲，從整體上形成推動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動力，形成了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秩序﹔它又會成為市場經濟的嚴重阻力和破壞力，這兩個最大化的“無限度”追求，必然導致互相欺詐、物欲橫流，導致資本不斷擴張的沖動和權力不斷膨脹的欲望結合的“核聚變”。其結果，在西方就是形成壟斷資產階級集團﹔在中國，一下子還出不了壟斷資產階級，就在執掌權力者中不斷滋生腐敗的“蒼蠅”和“老虎”。
制約支配資本的權力，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無論在過去還是在現在，這個問題，都一再被尖銳地提了出來。
三
最近，一些地方政治生態一度出了問題，數名省級干部先后墮入貪腐，驚現“塌方式腐敗”。
有人說問題出在當官的與老板“官商勾結”。先別怨商人，還得從官員自身剖析原因，敲響警鐘，吸取教訓。官員怎麼就倒了一片？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報告》中說過，可能有著有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衣炮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今天，我們黨在全新的條件下，領導全國人民以空前的規模從事經濟建設，深化以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為主導的經濟體制改革，“在糖衣炮彈面前要打敗仗”而腐敗變質者早已不是上世紀50年代那種規模和檔次了。鄧小平同志說，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的人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那個時候，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萬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現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
警鐘敲響，教訓深刻。不能不正視，腐敗之風已在嚴重侵蝕我們的黨政干部隊伍。全年全國共查處各級黨政干部182038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監察部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干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檢查的已五十多人。我們堅信多數干部是好的，但這些數字畢竟夠大了。總不能“老虎遍地有，蒼蠅滿天飛”。在依法嚴厲懲治腐敗，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同時，如何才能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機制？
四
從奪取政權到執掌政權，從“革命黨”到“執政黨”，對我們黨是重大的轉換和考驗。毛澤東當年就說過，這可是一場特殊的“應考”。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執政，又是一場更為特殊的新的“應考”。我們黨通過艱苦的探索和實踐，“摸著石頭過河”，通過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快速、持續、科學發展。現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同時就碰到了新問題：執政黨在領導和調配全國資源中起什麼作用？怎麼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在新形勢下，黨面對四大考驗：長期執政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外部環境的考驗。黨面臨四大危險：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居安思危，精神上要“補鈣”，不斷堅定黨的理想、信念，強化黨的宗旨意識。能力上要提高，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脫離群眾的“四風”要堅決整治，作風建設要抓常、抓細、抓長。懲治腐敗不手軟，持續保持高壓態勢，老虎、蒼蠅一起打，除惡務盡，凡腐必反。
黨面對的四大考驗，最復雜、最尖銳的還是市場經濟的考驗。前些年，曾經允許黨政機關經商，部隊也可以經商，結果迅速滋生弊端和腐敗。黨中央痛下決心，以鐵腕果斷予以制止。但從宏觀層面來說，現在全黨全國的工作都要圍繞經濟建設中心開展，各級黨政必須領導和駕馭市場經濟，廣義來說，實際上都在言“商”經“商”。而且，我們的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也必須用公共的權力去運作資本、調控市場、經營經濟，執政黨不可能不言“商”經“商”。那麼，執政黨如何面對市場經濟的考驗？黨面臨的四大危險中，來勢最猛、危害最大的，是在發展市場經濟中出現的消極腐敗的危險。
毋庸置疑，無論是深化市場經濟改革，還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中華民族走向繁榮、富強和文明，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核心無可替代，就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世界上哪個國家是在群龍無首、四分五裂中推進市場經濟、實現法治、實現現代化的？中國的成功就在於能堅持“四個有”——有力政黨，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益文化。
堅持黨的領導，就必須從嚴治黨。從嚴治黨，就必須用法治制約權力。
如果說諸多科學的發明使人類學會駕馭自然，法律的發明則使人類學會駕馭自己。在我們這個星球上，有了法治，人類就能駕馭自己，世代繁衍、生生不息，不斷進步，向著光明前進。法治，說到底，就是用法律的准繩去衡量、規范、引導社會生活。用法治代替人治，用法治制約權力，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最優秀的法治文明成果。在當代社會，凡有效推進市場經濟、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解決好法治和人治關系的。而一些國家雖經百般努力總是不能邁進現代化的門檻，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搞得腐敗叢生、社會嚴重不公、群眾怨聲載道，無不與法治不彰有關。
法治，是最可靠、最徹底的制度，是最堅實、最權威的籠子。在大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應該進一步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在法治的籠子裡。
五
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裡，要完善法治經濟。
經過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從粗放發展階段轉向科學發展階段，必須通過法治克服短期化、功利化傾向﹔改革進入“深水區”，必須通過法治形成更加規范有序推進改革的方式﹔社會進入“轉型期”，必須通過法治化解當下社會問題復雜性與應對方式簡單化之間的矛盾。無論從改革方向、問題導向來看，還是從突出問題、人民期待來看，尤其從立法要切實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貫穿公平、公正、公開原則來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當務之急，是大力完善法治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我們搞市場經濟，不是要搞“市場社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是要使市場在社會生活中也起決定性作用。何況，我們要搞的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法治經濟。法治是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基本保証，也是經濟、社會良性互動的規范和引導。可以說，在大力推進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建設法治社會，推進依法治國，源頭在完善法治經濟。“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依法治國切實去推動、完善法治經濟，依法治國就切中要害，全面落地。法治經濟切實去保障、支撐依法治國，法治經濟就健康運行，蓬勃興旺。這裡，滲透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作用和反作用的辯証法。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使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都需要堅強有力的法治保障。必須以明晰產權、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必須以法治為依托，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還要及時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探索、創新適應公有制多種形式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國有、集體資產所有權、經營權和各類企業法人財產權的保護。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制定和完善發展規劃、土地管理、礦產資源和能源、農業、財政稅收、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使用。依法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市場監管，促進合理競爭，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
六
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裡，必須建設法治政府。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天下之事，不難於立法，而難於法之必行。”現實生活中，以下現象和行為皆有之：不懂法、不尊法，以身試法、知法犯法﹔搞變通、打折扣，以言代法、以權壓法﹔隨大溜、存僥幸，視法律為兒戲，藐視、踐踏法律。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實施、束之高閣，或者實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麼制定再多法律也無濟於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點應該是保証法律嚴格實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惟行而不返”。
政府是執法主體，對執法領域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以權壓法、權錢交易、徇私枉法等突出問題，老百姓深惡痛絕，政府必須下大力氣解決。各級政府必須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
要依法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繼續大力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加快建立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讓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提高行政效能和服務水平。要加強和改進政府立法，健全政府依法決策機制，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堅持立改廢釋並舉，推動重點領域立法，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決策和立法緊密銜接。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梳理各部門執法權，推進綜合執法，著力解決權責交叉、多頭執法問題。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實現決策、執行、結果公開透明，增強政府公信力。
政府的一切權力來自人民、源自法授。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所有行政行為都依法辦事、程序正當。各級政府及工作人員都要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不斷提高法治意識和依法行政能力，用法治引領改革發展破障闖關、推動民生改善和社會公正。必須強化權力制約和監督，筑牢法治“籬笆”、遏制權力“越線”。
七
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裡，關鍵在推進以法制權，而且首先應該從執掌大權的執政黨自身做起。
要防止權力過多干預市場、邊界不清——改革限權，確保權力界限清晰分明﹔防止權力取得無據、行使無序——依法確權，確保權力授予依法合規﹔防止權力過度集中——科學配權，確保權力架構相互制衡﹔防止“暗箱操作”——陽光示權，確保權力運行公開透明﹔防止權力濫用——全程控權，確保權力監督及時有效。要建立和實施更嚴格的黨內法規制度，努力形成國家法律法規和黨內法規制度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保障的格局，最大限度減少體制缺陷和制度漏洞，最大限度地防范市場利益的誘惑。
要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斗爭。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做到零容忍態度不變，猛藥去疴的決心不減，刮骨療傷的勇氣不泄，嚴厲懲處的態度不鬆，凡腐必反，除惡務盡。
制約權力，就決不能允許以權壓法，以權力干擾執法、司法。必須堅守司法公正。司法是以法治規范權力的最后一道防線，培根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黨規黨紀嚴於國家法律。黨是肩負神聖使命的政治組織，黨員是有著特殊政治職責的公民。入了黨，就多盡一份義務，當了“官”，更多擔一份責任，就要在政治上講忠誠、組織上講服從、行動上講紀律。堅持從嚴治黨，就要以嚴的標准要求黨員、嚴的措施管住干部。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受到黨章黨規黨紀的剛性約束，必須模范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綱紀鬆弛，何事不生？”腐敗決不能沾，這是不可逾越的高壓線。但黨組織和黨員還不能把防線隻設在反腐敗上，必須講政治，嚴綱紀，守規矩。
八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各級領導干部要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裡，這個籠子，就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紅線、不可觸碰的法律底線。明確這個籠子，設定這條紅線，劃出這條底線，讓一切有機會接觸資本、有權力支配資本者，都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己之心，“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中國有推崇君子人格的傳統。在推進市場經濟中要確保堅守共產黨人的道德高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些中國傳統文化的“君子之德”，與共產黨人為實現共產主義前赴后繼的遠大理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宗旨相契相合，不妨從傳統的君子之德中，念好權力約束的“緊箍咒”，獲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養一股浩然正氣。
完善法治經濟，建設法治政府，厲行以法制權，一定能切實有效地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在法治的籠子裡。法制好，好人可以充分干好事。法制不好，劣幣驅逐良幣，就談不上公平競爭。完善的法治經濟，堅強的法治政府，一定能使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定能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良好社會氛圍，促使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發，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市場經濟無德，也搞不好、搞不成。“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席地而來，浩浩蕩蕩，其特色之一，就是能以“厚德”載市場經濟。一部《資本論》，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建設和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把支配資本的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必將寫出一部嶄新、輝煌的“21世紀資本論”。
（作者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