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要以冷靜的平常心態來對待GDP的減速

舊常態已經不能維持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中國經濟以高投資支撐的高速增長持續30多年，現在這種舊常態已不可能繼續維持了。GDP增長速度的下降，是由一系列客觀因素決定的，而不以人們的願望為轉移。

經濟增長速度由什麼因素決定？目前有許多人用消費、投資和出口等 “三駕馬車”的狀況來解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他們認為，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是因為由消費、投資和出口構成的總需求不足，而總需求是可以用宏觀經濟政策來加以調節的，因此，政府應當採取有力措施“擴需求”，“保增長”。十分明顯，人們在這裡運用的，其實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理論是正確的，用它來分析中國的長期增長問題，也是一種誤用。在我看來，一個國家的長期增長走勢，是由支持經濟增長的勞動、資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狀況決定的。因此，我們隻能用產出總量由勞動、資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狀況決定的“生產函數”作為基本的分析框架來進行分析。

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驅動因素是勞動力的增加。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得到了“人口紅利”，即大量新增勞動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紀初，中國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 “劉易斯拐點”（富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發生逆轉）的出現，“人口紅利”會逐步縮減以至消失。這種情況現已表現得愈來愈明顯。

第二個驅動因素是資本的增加，即投資。從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一直是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經濟學家對投資拉動經濟造成的消極后果做過許多分析。例如，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就已指出，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的投資拉動的增長方式，必然引起生產過剩、需求不足的經濟問題和無產階級貧困化、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社會問題。多年來，我們主要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到20世紀末期，資源耗竭、環境破壞、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變得愈來愈突出。近年來，不但以上矛盾日益激化，而且造成了宏觀經濟的失衡。這集中表現為國民資產負債表特別是其中地方政府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杠杆率（負債率）過高。如果繼續用大量投資去拉動增長，就會進一步提高杠杆率，甚至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發生。

第三個驅動因素是經濟效率的提高。我國的經濟效率在改革開放以后比起改革開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場化改變了過去城鄉隔絕的狀態，大量農村用的資源，包括勞動力和土地轉入城市，得到了相對高效的利用。第二，開放以后引進外國設備、學習外國技術，很快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水平差距，推動了效率提高。這些都使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率增加。但是，這種情況在本世紀初發生了變化。首先，不論是人口城市化還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都在放緩。其次，經過2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一般生產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日益接近。這樣，用學習引進的方法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就不那麼大了。哪怕是引進外國技術，也要經過消化以后的再創新。這時，原有的體制缺陷就表現出來了。許多經濟學家對中國潛在生產力的研究都表明，從本世紀初開始，效率提高對於增長的貢獻率開始下降。

在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都發生推力下降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就面臨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即原來支撐經濟增長的一些動力開始減退，如果找不到新動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無法超越。

以上分析說明，我們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就是找到新增長動力。根據理論分析和各國的歷史經驗，這個新動力集中到一點，就是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

要以冷靜的平常心態來對待GDP的減速

既然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入中速增長是客觀因素決定的，我們就隻能用平常心態來對待它。所謂用平常心態對待，就是不要急急忙忙用強刺激和大規模投資的老辦法去把增長速度拉起來。

2009年以來的經歷表明，用強刺激的辦法去拉動經濟增長，時效變得越來越短。經濟學所說的“投資回報遞減規律”的作用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另外，用強刺激的辦法，大規模進行投資，投資回報又很差，結果就使宏觀經濟狀況變得越來越脆弱。不管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負債率，還是企業的負債率，都增長得非常快，已經達到甚至超出公認的警戒線。最近個別企業資金鏈斷裂、“跑路”的事件頻頻發生，一些地方政府發生償債困難，都發出了警示信號。資產負債表狀況的惡化蘊含著系統性風險。一些曾經有過長時期高速增長的東亞國家，比如日本，在爆發了系統性危機以后不但喪失了原來的優勢，還造成了國民經濟長期低迷。這是我們必須竭力避免的。

必須努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

用平常心去對待經濟減速的新態勢，不等於說我們可以無所作為。如果我們不能在GDP增長減速的情況下改善增長質量，優化結構和提高增長效率，過去被GDP數量所掩蓋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就會暴露並趨於激化。具體表現，一個就是使減速過快，造成很多問題。另外，在增長速度降低的同時如果不能通過提高增長質量得到彌補，我們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許多社會的物質文化需要就無法得到滿足，許多歷史欠賬無法得到補償。如果減速的同時能夠提高增長的質量，提高增長中效率的貢獻度，雖然數量增加得少了，可是人民和整個經濟所得到的實際好處會比過去的低效率、高增長時期還要多。

從國際范圍內看，有一些國家因為它的增長主要是靠效率提高，所以有個3%、4%、5%的增長率就是很好的情況了。我們也應該爭取這樣的結果。所以，現在不應該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拉動經濟增長的數量上，而是集中到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率上。

在較高效率支撐下的中速增長，才是一種合意可欲的新常態。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要靠推進改革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優化結構和提高效率，對於中國來說並不是一個新問題。改革開放剛開始，全國人大在1981年12月批准了國務院提出的經濟建設十大方針。它環繞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提高效率（當時叫做“效益”）。 到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時，就明確提出了“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的方針。第一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即從主要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方式，轉變到主要靠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方式。第二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后一轉變是前一轉變的基礎。

幾十年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針在不同時期的執行情況差別很大。問題在於，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要靠經濟體制以及其他社會政治體制的轉變來推動。“九五”改革的力度比較大，轉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十五”、“十一五”期間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顯得不那麼有力，以至於到“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黨中央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刻不容緩”。

30多年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進行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體制改革的進度。改革有所推進，體制有所改善，發展方式轉型就容易取得成效﹔否則即使三令五申，反復動員號召，轉型也還是舉步維艱，成效不大。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動下確立技術進步、效率提高支持下中速增長的新常態

值得慶幸的是，當前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得到了新的強大推動力。十八大決定全面深化改革，這就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體制上的基礎。

近年來，一些同志對經濟增長持續減速十分著急，因為按照過去的經驗，經濟增長一減速就會立即導致嚴重的社會經濟后果。但是實際情況沒有那麼嚴重。特別是近幾年，經濟增速雖然一再探底，但是就業和經濟結構的狀況在改善。最明顯的是普通勞動者就業情況的改善。去年政府預期的城鎮新就業人數是900萬人，結果完成了1310萬人，達到預期目標的145%。今年把這個預期目標提高到1000萬人，到10月已經完成，全年的情況比去年還會稍有改善。經濟減速並沒有引起失業增加和社會動蕩。

普通勞動者就業情況良好，是和產業結構改善相聯系的。我國的產業結構從前年開始發生了良性改變。過去我國的產業結構一直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第二產業一枝獨秀。2012年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和第二產業第一次實現齊平。到去年，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進一步超過了第二產業，並使第三產業第一次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最大產業。今年這個趨勢還在繼續。

為什麼“十一五”反復強調要發展服務業卻沒有取得明顯成效，近年來卻突然發生了改變呢？答案無非是從十八大前開始進行了一些改革。這些改革不算大，但對改善產業結構和增加就業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項是2012年從上海開始然后很快在全國推廣開來的營業稅改增值稅改革。對於“營改增”，許多人注意的是它減輕稅負的作用，經濟學界關注和支持的原因卻是這是一項有利於分工深化的改革。營業稅是全額征稅的，分工越細，稅收重復的次數就越多﹔增值稅是就價值增值征稅的，有利於分工深化。而正如亞當·斯密所說的，分工正是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量。大家可以看到，“營改增”在全國推廣以后，對分工深化、新行業的出現產生了強大的推動作用。光一個網絡購物就分化出眾多行業：快遞、結算、售后服務等等，增加了許多就業。

另一項改革是2012年從廣東開始、本屆政府把它作為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內容在全國推廣的，這就是工商登記的便利化，它導致新增工商戶數量大大增加，今年前三個季度全國新注冊登記的工商戶數比去年同期又增加了60%。

這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間的一些不算很大的改革，我把它叫做小試牛刀。小試牛刀尚且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效，這就証明全面深化改革能夠顯著改善經濟增長的質量，提高效率，從而從根本上解決我們面臨的各種深層次問題。

實現從粗放發展方式向集約發展方式的轉型，這是整個經濟和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基礎。隻要我們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扎實有序地推進改革，就一定能夠使中國經濟在進入中速增長的情況下，增加經濟增長中效率的貢獻度，最終確立我們所希望的新常態。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