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敏：本輪“審計風暴”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

日前，國家審計署負責人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審計工作報告時披露了2013年存在的若干問題，集中曝光了多個單位存在的公共資金運營支出中的問題。

被坊間譽為的新一輪“審計風暴”，揭示出的一個最突出問題，就是一些行政管理權或審批權集中、掌握重要國有資產資源的國家部門和單位發生的“群體性腐敗”，而且其違規方式多樣、形式更加隱秘、涉及范圍更廣，讓輿論關注。在當前黨中央強力推進懲治“官場”腐敗的大背景下，這輪“審計風暴”更具有特別的警示意義。

盡管財政資金使用中違規形式表現多樣，但實質是公共資金的挪移和公共權力的濫用。解決問題的根本也在於需要進一步明確政府各組成部門職責、切實規范權力運行與監督體系、加大力度推進公共資金預算的科學化、公開化、社會化程度，並形成有效的公職人員激勵相容機制。落腳點還是簡政放權。

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大力推進簡政放權，這被認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一年半以來，成效顯著，不僅削減和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審批權力，放權於企業、放權於社會、放權於市場，既釋放了制度改革的紅利，也進一步激發了市場和社會組織的活力。接下來面臨的一大重要挑戰就是“簡政”，這裡不僅涉及宏觀層面的各級政府機構的科學設置問題，更多的還是要解決好行政資源的結構性有效配置問題，包括如何有效建構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政府宏觀管理職能體系和設計與之相匹配的行政管理隊伍容量機制。

目前就問題談論比較多的，是建立財政資金全面公開制度，進一步修改預算法和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賦予全國人大對財政資金的全面知情權、審批權和監督權，把每筆資金的用途去向和理由依據全面公開，接受社會監督。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制度設計。參照西方發達國家，每年的財政預算和決算都是向社會公開到每一個科目，每一項公共資金運用都出之有據，用之有數，一目了然。而在我國經濟社會制度轉軌轉型階段，如何清晰界定各層面政府職能，避免職責交叉重疊，徹底解決好政府機構與其挂鉤的事業單位或組織的管理界限，進一步解決好事業單位社會化、企業化問題還是一個長期過程。目前往往是“簡”在行政機構，但卻“脫”不了所屬事業單位。

這次“審計風暴”揭示的問題恰恰是部委所屬事業單位成了公共資金的“漏斗”和“資金沉澱池”，在這個權利配置的模糊地帶，公權力如何配置、如何分割，不被變相挪用和異化，尚需要艱苦地探索和創新制度安排。

還有揭示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公職人員的“隱性福利”。這根本上涉及到公職人員的薪酬設計和激勵制度安排。當前社會經常抨擊我國的所謂“官民比”之高，我們的公務員之多、佔有公共財政資金之巨，從數字上看的確高於同等發展階段的市場經濟國家，但這是一個歷史的延續，也是一個轉型之痛。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到，這麼多年來，我們對公職人員的薪酬制度改革並沒有順應市場經濟演化規律和社會經濟快速發展進程，公職人員的激勵制度始終沒有納入科學設計的軌道。由於對公職人員薪酬安排缺少激勵相容，客觀上就會引發“正門無路找旁門”，助長“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權力化”和“權力尋租群體化”亂相。

在強化權力運行和制度監督的同時，一方面要加大力度推進政府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真正確立政府的權力邊界，切實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的關系﹔另一方面，也要更多關注公職人員的職業價值，通過建構科學的激勵相容機制，讓廣大公職人員自覺將公權力置於制度的“鐵籠”中，並獲得正常的勞動回報和社會尊嚴。這可能是解決權力尋租、遏制集群腐敗的有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