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沒有競爭的市場比沒有市場更可怕

　　“改革30多年來，有這樣一種情況：經過討論甚至激烈辯論得出的正確結論，形成黨和政府的文件，成為可執行的綱領和政策。但在執行過程中，卻漸漸變成了一個口號，忘了它當初所針對的問題。現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列出了60條、336項重大改革，它會不會又變成口號呢？我希望它不會發生。”經濟學家吳敬璉有這樣的思慮。

　　日前，北京三聯韜奮書店舉辦吳敬璉《直面大轉型時代》新書發布會。吳敬璉與本書特約編輯、《財經》雜志主筆馬國川一起，直言中國改革。

　　該書收錄了吳敬璉自2007年至2013年間的50篇文章，分為“讓歷史照亮未來的道路”、“中國經濟面臨的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呼吁重啟改革”、“如何重啟改革”、“知識分子的責任、追求與情懷”等5個部分。

　　1990年前后，決定中國經濟方向的“計劃派”和“市場派”展開了一場論戰，吳敬璉不但捍衛“商品經濟”，還進一步提出“市場經濟”這個新名詞，從此“吳市場”的綽號不脛而走，但這在當時並非美稱。

　　馬國川說：“編輯這本書時，我覺得把吳敬璉稱作‘吳改革’更合適。在2008年以前，對改革的質疑聲非常強烈，他不改初衷，一直堅定地維護改革這面旗幟。書中文章千秋各異，但一以貫之的就是兩個字——改革。”

　　吳敬璉認為，從2007年以來，改革實際上面對兩個問題。一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困難。“從1995年就開始說要轉型，一直轉不過來。為什麼？歸根到底就一個原因——體制性障礙，政府仍在資源配置中起主導性作用。”二是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吳敬璉在2012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明確指出，腐敗的實質是“權力尋租”，根源在於“不受約束的權力”，治本之策是“全面改革，使權力不能任意插手資源配置，同時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把權力關進籠子”。吳敬璉說：“說到底，從體制上根治腐敗，一要靠市場化，一要靠法治。”

　　在該書中，吳敬璉針對一些熱點問題發表了犀利的觀點。關於拆遷，他提出，“拆遷應當法治化”、“基層政府不應公司化”、“公平交易”三點。“對於像唐福珍自焚案這樣極為慘烈的事件，基層政府更需要深切自省：執法行為是否合法妥當？對被拆遷人的利益考慮是否周詳？特別是在老百姓以命相搏的時候，是否為其提供了公平而順暢的利益訴求通道？”

　　關於醫療改革，也出現了問題。如，公立醫院改革。“醫改文件要求堅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所謂公益性，我認為是非營利性，但相當多人認為，公立醫院提供的是公共品。既然是公共品，那麼政府就應當完全負責了吧？但國家撥款又隻能覆蓋醫院費用的很小一部分。”吳敬璉認為，應該把“醫療費用的籌措”與“醫療服務的提供”兩件事分開。“基本醫療費用應該由政府來負責，而醫療服務通過市場來提供，通過競爭形成價格。”

　　關於“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命題，吳敬璉不贊同以強勢政府控制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為特征的模式。他說：“隻有堅持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建立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中國才有光明的未來。”

　　馬國川介紹，在“十八大”以前，吳敬璉一直呼吁重啟改革，“十八大”以后，他轉向研究如何重啟改革。

　　回憶起1992年“十四大”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是如何重啟改革的，吳敬璉說：“分三步，第一步是以問題為導向，來分析產生問題的體制性根源﹔第二步是開列出改革的總單子，形成所謂‘最小一攬子’改革方案，突破關鍵領域的改革﹔第三步是執行這個方案。”

　　但在之后的執行過程中，吳敬璉發現進展並不順利，如，國有企業改革。“從‘管企業’到‘管資本’，這句話如果脫離了針對的問題，會變得非常表面，就成了‘應該允許一些民營資本進入國企’。”吳敬璉說，“事實上，國企面臨的問題仍是行政力量佔據主導。國有資本不應與民爭利，這是一個根本的路子。如果沒有這個問題意識，改革的路怎麼走？”

　　“十八大”釋放了新一輪改革的信息。吳敬璉著眼的是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當務之急是什麼、總體方案是什麼、關鍵領域是什麼等問題。吳敬璉說：“沒有競爭的市場比沒有市場更可怕。新一輪改革的核心應該是建立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系，完善法治，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直面大轉型時代》第5部分，吳敬璉講述了自己與顧准、王元化、薛暮橋、於光遠等著名經濟學家和人文學者的交往故事，描畫了老一輩知識分子在大轉型時代的探索與追求。在發布會上，三聯書店總編輯李昕說：“這一部分看似與前面脫節，但內在邏輯是一脈相承的，顯示出吳先生推崇的一種有膽識、有氣魄、有擔當、敢為天下先的知識分子精神。”

　　李昕還透露了本書出版過程中的一個細節。吳敬璉把書稿交給三聯書店時，尚未取名。李昕看了目錄，建議叫《面對大轉型時代》。吳敬璉說：“不要用‘面對’，用‘直面’。”（記者 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