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新時期新階段，中國的國家治理水平面臨著國際國內兩個方面的困難，這極大地增加了中國社會轉型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眾所周知，國際方面主要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沖擊，使中國成為開放世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必須面對國家間權力重組和“再平衡”的全新課題，也必須應對全球化和信息化所帶來的國內現實的重大變化﹔國內方面則主要涉及傳統習慣、文化觀念、道德和政治價值、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權力關系的變遷所帶來的新的“改革課題”。這兩個方面的課題對中國國家未來的“領導力”提出了全新的考驗，即在一個“不確定性”的時代，給國家一個“確定性”的未來。
國家發展戰略和國家領導力的構建，必須以“價值”和“制度”建設為核心
不言而喻，從謀劃改革全局的角度來看，中國目前的現實形態紛繁復雜、千頭萬緒，無論我們願意不願意，社會結構性變動已經悄然而至，社會“層序結構”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我們已經面對一個全新的“問題現實”，這要求我們的國家治理結構或“領導國家”的方式也必須發生變化﹔從改革的價值和路徑選擇來看，人們的意見紛呈，價值觀爭論難以平息，首先要肯定這是好事，人們積極參與討論本身就是一個國家政治文明進步的重要表現。
但從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高度來看，一個國家的領導力是建立在“國家信仰”的基礎之上，並在這種國家信仰基礎之上的制度建構能力。因此，在論及現代國家領導力這一重大問題時，必須既要跳出“就事論事”的狹隘思維，又要避免僵化的教條主義思維﹔既要堅決防止因對現實描述扭曲而導致的“現實的不在場”，又要防止因理論解釋不准確而導致的“理論的不在狀態”，從而錯失改革良機，加大改革成本。面對新形勢和新的改革任務，改革要有新思維，改革謀劃要有哲學高度。這就是說，國家發展戰略和國家領導力的構建，必須以“價值”和“制度”建設為核心，從“公正的價值”和“公正的制度”兩個方面夯實社會主義的“國家信仰”基礎。
國家領導力的形成，主要取決於社會“政治文明”的程度
在當代世界，國家領導力的形成，主要取決於其所信奉的政治價值和道德價值對社會公眾的吸引力，也就是社會“政治文明”的程度。社會的秩序與穩定是“明確的意識形態”引導的結果，同樣，意識形態的混亂不但導致依據這種意識形態對現實的理論解釋能力下降、沒有說服力，使之成為“欺騙或虛假意識”，喪失社會群眾基礎﹔而且造成這種社會所追求的“理性社會藍圖”喪失吸引力，最終導致社會變遷能力和改革動力衰退，使個體和社會失去了發展目標和價值。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期，意識形態的混亂更容易導致整個社會的“價值迷茫”，使“社會危機”內化為“個人危機”，從而引發社會矛盾與問題叢生，致使社會團結、社會合作、社會凝聚力銷蝕，國家運用已有的戰略資源和經濟成果的能力以及民眾支持力的雙重衰減，並最終導致國家領導力下降。
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社會重大轉型期所形成的“價值迷茫”，往往是引發關於社會和個人“發展價值”爭論的重要原因。無論是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還是西方的“希臘化時代”和“啟蒙時代”，這種關於“發展價值”的爭論都是非常明顯的。一般來說，在社會轉型期，社會公眾對社會發展的“價值探尋”基本是沿著三個方向進行的，一是自我安慰地面向過去，在傳統價值中尋找出路，這當然在變化了的現實面前沒有出路﹔二是激烈地拒絕現實，敷陳改革乃至革命的思想，尋求新的發展價值﹔三是消極地脫離、逃避、遠離社會，或聽天由命，或我行我素，虛化價值的社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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