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改革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這個社會在各種動力下發生了一些變化，不管你原來主張什麼，社會綱領是什麼，它總要有一些新的事物出來，對於這個部分，無論是老30年還是新30年，都是有的。另一部分就是社會當中冒出一些新的東西、新的權利，如何使其合法化，這是比較困難的。所以我說，改革就是解決新事物的合法化問題。
比如農村的包產到戶，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出現了，但是一直不被承認，是1981年以后才真正承認的。那麼我相信其他方面的變化也是這樣的。其實到社會基層去看一看，什麼做法都有。問題是哪一部分被納入到國家的合法體系，它對未來發展的意義就一定重大。
從這個角度看，這次三中全會決定是非常重要的，它為這10年或者20年社會當中發生的很多新的變化上升到合法化階段提供了很大可能性。我們應該抓住這次機會，使推動社會進步的一些新事物、新做法獲得合法地位。合法地位能夠增加各方的預期，增加社會的穩定性、持久性，也使已經發生的變化不會隨便被逆轉，所以這個階段是很要緊的。
其實一個國家要搞好，基本的東西並不多，就是那麼幾條：保護市場的權利，堅持民主，堅持法治，保護民企……但是這些東西怎麼能夠堅持，怎麼做到不懈地追求和推進，我想到這麼幾條。
第一，結合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應該做一個“改革之責”的題目。就是各個部門、政府機構也好，官員也好，你到底准備怎麼改？這個工作要提到日程。最近有關土地問題、小產權問題，國土部、住建部、農業部等方方面面有很多人出來講話，可是講話還是在糾偏，說不是這個意思，那就得問，到底是什麼意思？過去通過的法律和政策跟這個決定有沒有沖突？有沖突是不是要清理掉？如果改革之責這個題目不能形成巨大的輿論，改革就很容易一波三折。決定一出來大家都說好，好的原因是發現這60條大大超期望，超出期望的原因是原來的期望就不高。但是如果再沒有下一步行動，改革熱度又會涼下來。因此，改革有個問責的問題。
第二，落實全面深化改革60條，有各種選擇和落實方式，這裡頭有很大的空間，這個空間實際上是給社會的一個權利，各方面都可以積極提意見。
第三，講道理很重要，但是道理如何講得讓人聽得進、記得住？是不是可以通過講故事來講道理。從受眾角度看，一個好的故事包含的道理更為長久，比如我們講新舊兩個36條，就不如當年鄧小平抓了一個安徽傻子瓜子的具體事例更讓人印象深刻，到今天大家都記住了。那麼，現在有沒有一些故事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比如是否可用增城集資案這樣一些案子來推動司法改革、政策改革。民營經濟已經發展到了今天，需要保駕護航我也不反對，問題要具體化，否則就變成一個空洞的口號。怎麼保駕護航？隻能通過一個個社會事件的推動，把一個事情推上一個坎兒。其實每個時期不用很多事情，主要抓住哪個事情能夠最后產生一個最廣泛的社會效應，對此，我們要認真思考，有時候就是一些故事能促成全社會的公正。
我覺得堅持市場經濟、法治、民主，基本理念非常好，問題是怎麼把這些關鍵詞落實到國家和百姓的實際生活當中去，這個不容易。有的東西永遠就在上層建筑裡喊，它落不下去，實際的做法跟法律、跟主流意識形態咬合不起來。那麼有一種辦法就是，過十年咬合一口，過十年再咬合得緊一點，然后讓它形成不可逆之勢。
改革永遠是兩部分：一部分會冒出一些新東西來﹔另一部分就是冒出來的東西要納入合法框架。這次全面深化改革60條提供了大量的這種題材。我相信，我們這樣一步步往前走，完全有希望把中國推向一個現代國家。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