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的重大戰略部署，其中，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重要的環節，社會各界對這個問題的研究積極性也越來越高漲。但是，就目前能夠看到的研究成果而言，多數觀點集中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政府投資、國家項目、社會理念和消費方式上。客觀地說，這些研究思路和觀點對於形成和我國可持續發展格局有一定的意義，但是，很明顯。對於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性、實証性和操作性的成果還是比較少。

縱觀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態文明建設歷史進程，就會發現，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生態環境如此先進高效，是需要滿足多種條件的：一是資本原始積累和工業化階段的長期考驗，生態文明是工業化進程的結果，不是起因﹔二是綜合經濟實力的大幅度提高和對生態投入的基礎保証，經濟實力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保証﹔三是生態經濟化與經濟生態化的緊密結合，生態和發展都需要產業化﹔四是建立以循環經濟為基礎的生產——生活低碳化雙重發展機制﹔五是低增長與高環境質量的相得益彰﹔六是生態空間與生產力布局的雙向互補。這些經驗和做法對於我國、特別是西部地區實踐生態文明建設戰略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

一是綜合經濟實力中的生態含量明顯提升。把生態文明建設與綜合經濟實力提升結合起來，實際上是要強調二者發展的相互約束和相互促進的關系，這些關系包括：經濟發展對於各種要素的利用是高效的，經濟發展的資源、能源和生態成本比較低﹔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環境污染能夠降到最低，發展與環境的協調度比較高﹔治理環境污染物的成本比較低，消耗的經濟能量比較少﹔必須堅持經濟優先發展，這樣才能保証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越來越雄厚的投入保障﹔評價發展和政府業績的指標體系需要調整，增加生態和環境指標的內容，甚至可以使用綠色GDP的考核體系。

二是加快振興生態經濟和生態產業。西方發達國家歷來在經濟發展中都比較重視生態保護問題，而不是自提出綠色GDP概念之后。現在有不少地方政府提出了一些比較極端的戰略概念，比如“生態立市”、“生態強市”、“生態強州”、“生態大市”等。從一般理論上來追究，獨立的“生態”怎麼能夠“立市”和“強市”呢？生態必須與經濟、與產業、與技術、與產品、甚至與市場緊密結合起來，才能達到立市和強市的目的。也就是說，生態必須產業化或者市場化，必須在生態產品、生態技術、生態產業甚至生態市場的基礎上才能夠由於具有巨大的經濟效益而得到實體經濟的認可和投入，才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和積極參與。

三是必須實施大規模易地扶貧開發項目。近年來我國的自然災害發生頻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量的貧困人口居住和生活在生態環境的敏感地域，如高山、河谷、地震帶、水源涵養區、森林涵養區、流域脆弱區等。因此，不僅造成生態問題，而且造成貧困問題。在國家的14個分類連片特困區中，大多數都存在空間移民的需要。又由於屬於這類情況的人口比較多，居住又比較集中在高海拔、高寒、陰濕、干旱和半干旱的地方，所以小規模實施易地搬遷不起多大作用，必須實施國家級的大型易地搬遷項目，包括生態移民、易地搬遷、災害移民等。有把易地搬遷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直接內容之一，列為國家重點項目支持范圍，同時注意移民過程中的生態保護。

四是生產和生活方式低碳化的多途徑實現方式。目前，低碳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已經得到全社會的認可，現在主要有兩個現實難題。一方面是實現方式的難度比較大。比如，農村低碳條件較好，城市低碳困難多﹔城市越大交通越要現代化，樓房越高耗能越多，私家車越多交通效率越低﹔學習和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又帶來了許多不理想的生活結果。另一方面是政策之間有矛盾。比如，能源公司歡迎耗能大戶，而多數低碳方式又沒有對應補貼﹔農業工程用水實行國家財政補助，而節水技術和措施又沒有對應的補貼政策﹔城市用水和用電的階梯價格難以出台等。所以，要促進生產和生活方式的低碳化，必須首先在相關政策上實行改革和調整，將與低碳密切相關的經濟政策下決心進行調整，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低碳經濟政策體系。

五是形成高效率資源和能源節約機制。高效率低碳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的建設必須解決好四方面重大問題：一是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總體思路上一定要牢固樹立低碳發展的理念，在中長期發展規劃中既要有經濟增長目標，也要有低碳發展目標﹔二是對於高耗能、高耗資源型工業或者產業的發展必須實行限制政策，可以限量規劃、建設和生產，也可以通過擴大進口來解決﹔三是對於符合低碳要求的項目、技術、產品、產業、甚至是經濟活動實行補貼政策，沒有政策優惠就沒有低碳動力﹔四是將低碳發展的所有項目都列入循環經濟的發展內容，在國家級和地方的循環經濟發展規劃、示范區建設中一定要把低碳要求與循環發展統一起來進行，進行低碳和循環雙控制。

六是城市功能分工和空間布局優化。客觀地說，對現代國家和現代城鄉關系而言，能否按照低碳的要求規劃與建設，重點明顯在城市而不是在農村。同時，對傳統的工業“三廢”問題的解決和資源化利用，也不能一味地要求企業或者公司單個去做，這樣成本太高。所以，對於我國未來低碳發展在總體戰略和空間布局上需要明確：首先是低碳發展既是國家戰略，也是企業戰略，但重點是國家﹔其次是中等以上城市在長期規劃中必須充分考慮低碳問題，引導和培育一批專門經營工業“三廢”的資源化企業，用公司做環境與企業之間的中介﹔再次是城市長期規劃必須選擇功能分工原理，分別規劃和建設消費區與作業區，在作業區中集中建設規模化的污染物處理機構﹔最后是污染物的處理和廢物再利用都要走聚集發展道路，都要走循環經濟的發展模式。

(作者系甘肅省委黨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