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談誤國，實干興邦”、“說假話，連野豬都不信”、“不要念稿子”，新一屆中央領導人最近關於“說話”的講話，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引發了百姓的熱議。這些話不僅是中央的“聲音”，更是人民的呼聲、時代的呼喚。不僅是我們領導干部說話的指導，更是行動的指南。

“說話”首先要考慮“要不要說”。習近平同志上任伊始就警告“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政治局的“精簡會議活動”新規強調的是“要少說多做”，是對“要不要說”的最好回答。說話是人的本能，是學習、工作、生活的需要。作為領導干部，當然要說話，而且該說的一定要說。但是不是話越多越好呢？事實並非如此，話不在多，在言簡意賅。毋庸諱言，時下我們有些領導干部，嗜好說話，認為說話的機會越多越好，說話的時間越長越好，是顯示自己的好機會，是自己能力強的表現，甚至有些領導、有些地方、有些部門把“說功”作為選拔干部的首要條件。於是，熱衷於練“說話”的領導干部越來越多了，熱衷於在媒體“留言”、“發聲”的領導干部越來越多了，其結果自然是會做的不如會說的，也必然是會越開越多，話越講越長。把主要精力用在練“說話”上，說的能力提高了，可能做的能力就削弱了﹔說的時間長了，自然做的時間就短了﹔說話的人多了，做事的人必然少了。最終結果，隻能是貽害黨的事業，侵害人民的利益，損害自己的形象。因此，領導干部在“說話”問題上首先要少說多做。

“說話”最重要的是“說什麼”。劉雲山同志赴北京西城區調研座談時，引用“說假話，連野豬都不信”的故事告誡我們說話要說真話。一些領導干部不說真話，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類。一是不願說真話，不是他們沒有學問，不明真情，也不是缺乏演講才能，而是認為當前缺乏說真話的氛圍，信奉“真言”逆耳，不想得罪人﹔二是不敢說真話，自己底氣不足，說的和做的不一致，怕說出真話露出馬腳﹔三是不會說真話，因為工作漂浮，不善思考，不下基層，不明實情，隻好說些假話、大話、空話、套話來敷衍應付。不說真話，不明實情，不求實效，勢必割斷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系，造成“政策下來齊喊好，造成失誤齊聲批”的局面。因此，在“說話”問題上最重要的是營造說真話的氛圍。隻有領導干部願說真話、敢說真話、會說真話，才不會出現虛浮黨風、懶散政風、頹廢世風，才會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黨群、干群的血肉聯系才會越來越緊密、魚水情誼才會越來越深厚。

“說話”要注意“怎麼說”。李克強同志在一次會議上，讓干部放下稿子，隻談問題。王岐山同志在防腐反腐座談會上直言不諱地指出專家是在念稿子，沒有展開來談，要求不要念稿子。“不要念稿子”強調的是說話的方式要改變，回答的是要怎麼“說話”的問題。客觀地說，現在“念稿子”的現象比較多，有些專寫稿子的“筆杆子”說“辛辛苦苦幾十年，隻寫稿子不發言”﹔有些領導干部總結自己時說“人生上半場寫稿子，下半場念稿子”﹔有些黨員干部說“我們現在開座談會變成座讀會”。“念稿子”必然滋生出不動腦子、不察民情、不干實事的“三不”官員，必然出現“台上他說，台下說他”的現象。“不念稿子”要求我們的領導干部不能隻念他人的稿子，而要能說自己的話，多思考問題，做到胸中有數，自己有話可說﹔“不念稿子”要求我們的領導干部不能隻板著面孔念，而要帶著感情講，隻有心裡裝著群眾，裝著黨和人民的事業，才能滿腔熱情，講出深情﹔“不念稿子”要求我們的領導干部不能隻坐在台上講，而要深入群眾中去講，“下基層、接地氣”，說貼近群眾的語言，講群眾喜聞樂見的事情。

“說話”是思想的表達，是信息的傳遞。“說話”方式和內容的變化，往往能折射出一種社會現象的變化，反映社會變革的開始。從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都是從“說話”開始的﹔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白話文運動。新一屆中央領導“說話”的方式和內容的變化，折射的是一種執政為民的理念，一種求真務實的作風。中國要改革，要改變，首先要做的就是改變我們的“說話”。這要靠領導帶頭，要靠個人自覺，要靠營造氛圍，更要靠制度機制來保障。

“政聲人去后，百姓閑談中”。隻要領導干部說老百姓的話，為老百姓說話，老百姓自然會為我們“說話”﹔隻要我們黨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會讓我們坐在台上。言為心聲，我們有理由相信：新一屆領導人“說話”的改變，一定會給中國帶來全方位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