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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奧運時代”的對話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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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林泉 |
| 2008年09月23日15:06 來源：《中國教育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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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鳥巢”上空的奧運聖火終究成為永恆的記憶，北京奧運盛會展現出的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是否能夠讓人們從此更容易跨越政治和經濟的溝壑，通過更多的對話與理解，去擁有一個繁榮、文明、和諧、宜居的未來世界？
隨著北京奧運聖火的熄滅，絢爛輝煌的全球盛會留在每一個親身經歷這一光輝歷史事件的人心中。這場盛會展現出的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是否能夠讓人們從此更容易跨越政治和經濟的溝壑，以文化寬容與全球共存的胸懷和氣魄，通過更多的對話與理解，去擁有一個繁榮、文明、和諧、宜居的未來世界？和平崛起的東道主中國的努力，是否會在全球化的今天喚起人們對“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積極響應，從各自生存經驗出發，面對共同的挑戰，分享彼此創造的激情和共同的價值？
從沖突到對話 我們要跨越多少
正如歷史所展示給人類的，基於政治或經濟利益調節來改善雙方關系，就短期來講固然有效，然而，要想長期消弭國家關系頻繁的波動甚至世界局勢的動蕩，文化與社會的交流、交融必須成為主角。
歐盟前主席、法國前總理雅克·德洛爾曾在一次論壇上說，“歐洲的經濟、貿易、金融、貨幣不是我們今天談論的內容。那麼，在這些方面之外是怎樣的呢？他有時會脫軌……那些歐洲夢的構筑者，創建歐盟的先驅們，總是尋求如何更好地了解他們已走過的歷史，以及正在經歷著的現實……他們也在同其他人民的對話中，以及這些人民特有的歷史中尋求”。
其實，中國同西方物質層面的交流，在“絲綢之路”時代就開始進行了。稍后，基督教的早期形態，在唐朝時傳入中國。而雙方真正的對話，是在16世紀至18世紀之間西方主動到中國單方面傳播他們的“知識”開始的。19世紀中葉后的中歐對話，則是由軍事力量競爭所附帶的知識互動。這對中國是一種苦難的經歷，在西方看來也是應該翻過去的一頁。
半個多世紀后的世界，人類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相對以前的交流，全球人類的命運相關性日益凸顯，生命與資源的共生、力量和知識的共享，成為最值得推崇的對話要求。它本質上不是競爭，而是使人類個體在更深層面上走到一起。
作出這種努力無論對中國還是西方來說都是必要的，但這面臨著許多現實的難題。一方面，是佔世界1/5人口的中國已經持續30年的驚人大發展所掀起的世界性沖擊波，要遠遠大於當年僅佔世界人口2%的日本進入工業世界時所引發的影響。另一方面，是長期相對獨立於西方的發展進程，阻礙了彼此深入了解和文化共容乃至融合基礎上的交流與合作的途徑。當前，中國內部的轉型與世界格局的轉型過渡，放大了這兩方面作用下中國給予西方的神秘而強大的印象。
在很多西方人看來，中國擁有5000年延續不斷的歷史和文明，早在歐洲之前就已踏上引領世界的征途。不但有著造紙、指南針、火藥等重要的發明，而且早在葡萄牙航海家恩裡克王子在位的年代，西方航海家們就經常在環游非洲的途中遇見中國帆船，只是到了15世紀，中國皇帝禁止並懲罰一切建造航船和出海遠航的活動，使當時佔世界人口總數1/4的中國，長達5個世紀沒有參與到與西方同步的人類歷史進程中。
盡管很多西方人也承認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未曾侵略過任何國家，而自身則經歷了無數次大規模的侵略，但還是有些人產生了基於中國疆域遼闊、有能力迅速掌握尖端科技等原因形成的“中國威脅論”的誤解。
對此，中國和西方都應尋求一個共同的努力方向，最基本的就是：
在遵循國際通行的規則基礎上，尊重不同文化個性，保持文化多樣性，在進行更完善合理的治理過程中，實現各民族對自身力量和尊嚴的發掘。
中國一再強調，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和重返世界經濟舞台﹔同時，對轉型期新倫理建設的根源，不僅從自身文化傳統裡尋找，還要從世界等其他文化傳統裡尋找，由此來對人類傳統進行重新詮釋。這讓很多誤解中國的人看到了中國的理智，以及通過不斷發現和探索，促進與各國彼此了解、攜手共進、矢志不渝地為未來世界的和諧與和平作出貢獻的決心。
從民族中心到人類共存 我們需要怎樣的智慧
如何對待和化解國家與民族之間的情緒，一向是中國和西方國家面臨的緊迫任務，也是對人類共同的挑戰。
多年傳承下來的對民族主義教育的偏重，也許會讓我們各自疏於承擔世界共同的責任。歐洲一體化運動先驅讓·莫內的前辦公室主任喬治·貝爾圖安先生曾在最近的發言中，講述他青少年時代所受的學校教育總是一再向學生強調“法國負有全球使命”，這樣的教育對幾代人來講影響深遠。中國也走過類似的道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西方輿論中眾所周知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這兩種理論，暗示著一種在種族或民族中心主義思維作用下，對基本自由和權利及國際穩定赤裸裸的蔑視。
對此，一方面要求中國人和中國社會要重新認識自我，加強自我反省意識﹔另一方面要求西方要冷靜看待“中國的覺醒”。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存在的民族主義趨向於理性和溫和，與此同時，超越曾一度秉持的“圍堵論”和“卷入論”---立足西方某些利益採取措施在一定范圍之內限制中國發展和按照西方的面貌來改造中國發展的理論，一種新的“對話論”越來越被更多的西方人士認可和提倡，即通過對話，在加深彼此了解過程中來應對中國的崛起。
發生這樣的變化，是中國和西方國家對於自身和彼此理智審視的結果。
對於經過30年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中國來說，其崛起是全方位的。
它不僅是國家的、經濟的、民族集體的崛起，也是個體的、政治的、社會公民的崛起。全方位的崛起要求全方位的對話，包括與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內部的對話。隻有在這個過程中的崛起，才是健康和可以持久的。
對於在同一時期同樣產生了巨大變化的西方來講，其自身潛在的危機，也隱含了民族中心主義思維對其發展的深度危害。歐洲傳統社會福利國家模式不再能順利持續下去，新自由主義模式在很多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和拉美國家的實驗中紛紛碰壁。當中國從自己30年的改革實踐提出了新的發展觀並致力於建設和諧社會的時候，西方國家是否還有別的發展模式可以選擇？當歐盟在國際事務中主張世界治理卻還未達成共識，主張平等觀念卻不可回避地面對那些不喜歡的集團和國家，面臨很多需要盡量體現民主卻又不能確立優先原則的問題的時候，這一切又成了對歐洲的挑戰。這些跨越國家的難題，其根源是全人類的問題，國家光輝的背后，往往是更多的污染、更大的不平等。
很多中國人在聽到歐洲朋友說“今天已經睡醒的中國，將讓整個世界都會震驚”這句話時，會感到驕傲和開心，但這句話背后隱含著歐洲中心主義潛台詞，是對中國沒有走入世界經濟體系之前歷史的一種否定。也正是這種歷史單向發展觀和錯位觀，造成中西方關系和各自現存的很多問題。
由此可見，隻有讓我們的民族主義在人類共存理想的照耀下，才會找到各自符合人類發展方向的新路。
從個體境界到共同意願 我們如何追尋與堅守
人們對於繁榮、文明、和諧、宜居的未來世界的憧憬和追尋，像對任何其他價值的追求一樣，在剛剛邁出步子的時候會感到茫然。但我們還是堅信，對既成事實的置疑和對新社會標准建立的思索，會改變現實，推動人類社會滾滾前行。
從現實到未來，需要高蹈的信仰，更需要務實的行動。所以，一定要使每個利益相關的人，都有機會行動起來，同時加強彼此的對話和理解，從而帶來一個更廣闊的、能夠產生創新和互動的空間。也許，在開始過程中所必經的“泛泛而談”的對話和溝通看似沒有實際效果，其實，這正是相互了解和理解並形成正確的理念的基礎，隨后才是實質性合作和實際問題的解決階段---針對具體問題，在技術層面做更多工作。
“中歐雙方在發展過程中有很多需要相互學習和借鑒的東西，都需要努力在和諧中實現變革，同時在變革中達到和諧”，中國駐比利時前大使章啟月在最近中歐對話活動中提出了相應的具體行動原則，而這種旨在推動人類進步的耐心與努力，離不開每一位參與對話的行動者個體生命的境界與虔誠的情懷。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黃萬盛教授對於對話的理解，也許是一種更深層次上的文化徹悟。他說，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對話事實上是受到限制的對話，它主要是針對可能導致戰爭、殺戮等人類災難的文明沖突而使用的有效方法和手段，這在事實上變談話者成了談判者，從而造成彼此身份的不平等---強勢者往往忽略弱勢者的聲音和權利。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稱公元前5世紀為文明軸心時代，這個時代出現了希臘文明、中華文明、耶路撒冷文明、印度文明。他驚訝於這個奇跡，但更驚訝於四大文明不約而同地都是在對話這個最基本的方式上形成的。這個現象給我們啟示，對話遠遠不只是手段和方法，對話是文明的前提，是人類作為群體存在的本性，是人內在的渴望和生命需要，它維系著人的文化生命。沒有對話就沒有文明。
這種對話可以使我們達成共同生活的意願。隻有在共同生活的意願之下，我們才有可能看到這個世界的統一性﹔隻有在共同生活的意願之下，我們才有可能看到作為同一個人類所具有的共同價值關懷﹔隻有在共同生活的意願之下，我們才有可能在一個更高的境界上去看待我們的存在，進而超越仇恨。
北京“鳥巢”上空的奧運聖火終究成為永恆的記憶，“后奧運時代”的大幕已然開啟。恰如夢想的未來世界，必將見証我們今天卓有成效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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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陳葉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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